作为企业公民的贡献不应以善款的数量来衡量，更应作为一种气质在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中得以深化。生活中某个场景，旅途上某次探访，都可能触发灵感，如何从点滴去实现一个企业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我常常想知道，如能把人类历史中兴衰递变的一切得失，细列在资产负债表上，最真实和公平的观点会是什么？我深信我们必须视公益事业上的努力为投资而不是成本支出；当每人对社会的承担汇集成河，我们才可真正共建一个公平、公正与和谐的社会。”2006年9月5日，在新加坡接受福布斯集团颁发的马康福布斯终身成就奖时，李嘉诚先生如是说。历年来，李先生成立的私人公益慈善基金会，即李嘉诚基金会已捐出及承诺款项约77亿港元，其中64%用于内地助教兴学、医疗扶贫和文化体育事业。一向把“富”与“贵”分开对待的李先生，把自己的基金会看作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而对这个“儿子”的愿景则是，“他”可以拥有自己1/3的财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孔子在《论语》里教勉学生的话，也一直是李先生的座佑铭。“富”者不一定“贵”，真正值得珍贵的在于所做之事能否令世人得益：“只有你做些让世人得益的事，这才是真财富，任何人都拿不走。”
同样在不久前，比尔•盖茨宣布将于2008年完全脱离微软的日常管理，继而全身心投入到与妻子共建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同时承诺将继续捐出他的500亿美元资产。而这一基金会，还将接受来自股神巴菲特高达310亿美元的捐赠。
这几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慈善行为理应得到赞誉，不只因为那天文般的数字，更因为他们开创了一条慈善事业的新路，也为那些凭借智慧迅速积累财富的企业家做出了榜样。
诚然，企业家回馈社会，履行自己的“公民”角色，并不应完全看作是一种“慈善”、亦或是一种“慷慨”。如果说当初经济学家熊彼特把企业家称作“创造性的破坏力”的前瞻性有点艰涩难懂，工业革命之后200多年来，世界的容颜变换已经让我们领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留下的一系列伤痕：全球气候变暖，珍惜物种濒临灭绝，全球环境恶化，能源枯竭，让我们共同的家园已经开始发出加速跑后的喘息；贫富不均，制度缺陷等等社会压力也应运而生。
这些不是企业家的错，也不应由企业家理所应当地“买单”，更不是某个企业家应该独自担负的强迫的责任。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力”恰恰是经济、社会进步的来源，而随之产生的诸多压力则是不可避免的产物。缓解这些压力，需要资金，需要管理技能，更需要一种意识和“默契”，为改善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而群策群力。长期以来，这种共识并不强烈，不过情况正发生改变。
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首次提出“全球契约”的概念。这是一项自愿的企业公民倡议，它在人权、劳工、环境方面提出了9项原则。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加入这一全球契约，有越来越多的著名企业开始实践企业公民行为。在中国，尽管大多数企业对企业公民行为的自觉追求还未形成，但亦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在自身管理和追求利润的同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助一臂之力。
即使是异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像盖茨、巴非特、李嘉诚先生富可敌国的财产的也只是凤毛麟角。但作为企业公民的贡献不应以善款的数量来衡量，更应作为一种气质在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中得以深化。
三年前，长江商学院首期EMBA的同学们本着走出课堂去上课的想法，来到四川九寨沟，这一经历不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也更多地了解了当地的社会情况，并使他们萌生了用一种方式来回报社会。川北属高原地区，教育落后，建立一所希望小学自然成为首选。校址最终落实到四川省阿坝若尔盖县唐克乡。三年后，校舍建成，首期班的同学也已完成学业，回长江希望小学看一看那里的孩子们，成了大家的一个心愿。今年8月9日，7辆车的车队，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15名长江EMBA和全体同学的嘱托，以及给山区草原孩子们的礼品，行驶在川北的盘山公路上。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已经从长江毕业的这十几名学员看到了自己的一点尝试和微薄力量在这所长江希望小学得以实践并延续，相信他们在今后能够更多地领会到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企业家”的意义与重任。
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袖，一直也是长江商学院从创院之初就着力打造的差异化战略之一。在本期《长江》中，有关此次活动的幕后故事将在“生活”中为您呈现；而素有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之称的我院名誉教授、同时担纲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的杜维明博士，也将畅谈儒学文化与企业家实现“意义”之间的贯通之道；本期封面文章中，长江商学院齐大庆教授与薛云奎教授联合撰写的有关企业战略执行力暨169家中国企业战略执行现状调研的新作，不仅描述了中国企业战略执行的现状，并对执行力构成因素及驱动因素进行了检验和分析，使人们能够对战略执行力有一个清晰而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期待，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旅途中的某次探访，都能触发你我的灵感，并从点滴去实现一个企业公民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