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7日，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1921.6.8~2008.1.27）因多脏器衰竭在雅加达北塔米纳中央医院病逝，终年86岁。这位职业军人出身的独裁者终于走进历史，标志着印度尼西亚漫长的专制时代的彻底终结。本来，一个有幸执政的人，在死后应当盖棺论定，为万民所景仰和怀念。但是，苏哈托在世时即已毁誉参半，在1998年因遭民众强烈反对而黯然下台，此后又官司缠身，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所以，他在入土之后亦不得安宁，任由人们评说。苏哈托的功过与遗产，确实值得理论一番。
苏哈托是凭借军事暴力发动血腥政变上台的。他以奉行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政策而著称。
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自任总统。在前宗主国荷兰于1949年12月27日正式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主权之后，苏加诺入住富丽堂皇的前殖民政府总督的官邸，开始优游度日，肆意挥霍，对于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复兴和社会发展则不予关心，招致许多人的强烈不满和公开批评。1956年后期，苏加诺为了消除异己，悍然解散国会，提出所谓“指导下民主”和“指导下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大权独揽，开始实行独裁，从而导致国家连续发生危机，暗杀行为、地方叛乱和通货膨胀次第出现。军队对他的不满情绪潜滋暗长，他则试图利用共产党抑制军队领导人。他还怂恿别人称颂他为“伟大革命领袖”，并企图成为“终身总统”。
1965年9月30日，6名高级将领遭到苏加诺警卫团的绑架和杀害，时任陆军少将和陆军战略后备司令的苏哈托迅速平定这次主要由印尼共产党出头的政变。在随后的数月间，他指挥对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的清洗，大肆屠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被迫将政权让与军事强人苏哈托。从1966年3月12日开始执政，直至1998年5月21日在民众的反对浪潮中被迫辞职，苏哈托对印尼这个千岛之国的统治长达32年之久。
苏哈托执政之初，印度尼西亚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苏加诺执政的20余年间，印尼经济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笔者在少年时代曾聆听一位参加过1963年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教练的报告。根据他的耳闻目睹，当时的印尼不仅不能制造汽车，甚至无力生产生活用纸。人均收入不过几十美元。直至1969年，印尼的人均收入才提升到70美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许多报告的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当年对苏加诺治理之下印尼的贫困与落后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中国当时刚刚经历了三年饥荒时期，但十几年来的经济成就明显强于印尼。笔者当时还为此自豪不已。
苏哈托上台后不久，虽然在政治上继续实行独裁，但却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发展经济。他实行了名为“新秩序”的政策。虽然没有多少经济知识，但他却能依靠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的辅佐，努力振兴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他实行开放政策，鼓励西方投资，以扩大石油生产，从而充分发挥印尼的资源优势。
自上世纪60年代末期始，印尼经济开始稳步发展。从1983年起，苏哈托政府对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从那时起至1991年，印尼经济一直在取得稳定中而显著进步。在执行第一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1969~1994）期间，印尼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从1994年起，印尼开始执行第二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由是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让印尼跻身“亚洲四小虎”之列。
然而，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外资投入激增和经济过热现象。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自身存在问题的印尼遭到重创。大量银行破产、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社会矛盾激化，抗议示威浪潮席卷全国。日益严重恶化的社会政治形势，使苏哈托的许多支持者倒戈，最终导致了苏哈托的下台。
苏哈托下台，虽以东亚金融危机为契机，但印度尼西亚社会在单纯发展经济期间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却是根本动因。在经济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印尼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的鸿沟不断扩大、人民缺乏言论自由等。印尼广大人民对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极为不满。金融风暴袭来之时，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社会开始动荡，人心开始思变。隐忍已久的民众终于不再隐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藐视民众力量的独裁者往往难于认识到这一点。苏哈托即是如此。
在苏哈托实行铁腕独裁统治期间，公民自由和人权受到严格限制。与此同时，他却企图永远垄断政治权力，在由他操控的所谓大选中连续7次就任总统。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在担任两届总统期满之后，拒绝任何人的“劝进”，决意让其他贤能也有尝试的机会，因而得以名垂后世。苏哈托却没有这样的胸襟和风范，所以他虽然掌权的时间旷日持久，却注定不能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苏哈托在其第7个任期刚开始两个多月之后，终于戏剧性地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苏哈托在任时期，不但自己肆无忌惮地聚敛国家财产，而且纵容自己的家族大肆鲸吞民脂民膏。苏哈托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利产生了绝对的腐败。苏哈托及其家族在30年间非法聚敛了数百亿美元的资产，其中150亿美元被转移并藏匿于海外。2007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世界巨贪名单，苏哈托以贪污150亿—350亿美元而赫然“雄居榜首”，因而实至名归地成为全球“首贪”。这实在是一点也不冤枉。
在苏哈托执政期间，官商勾结成为公开的秘密，裙带风长期盛行。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控制了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业、建筑业、交通业、林业、矿业、新闻业和房地产业。对于几乎所有利润丰厚的经济领域，苏哈托家族都要染指。虽然苏哈托家族拥有的实际资产至今依然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但据估计当在数百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苏哈托家族不但在经济领域日渐坐大，而且对政治权力亦不放过。他的长女曾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另外4个儿女和一个儿媳曾担任国会议员。
苏哈托的政治生涯，是以暴力开始而以腐败终结的。在他逝世之后，《雅加达邮报》发表评论说，在许多印尼人看来，苏哈托留下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暴力和腐败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下，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能力受到严重钳制和摧残。依靠军人严密管制媒体，竭力压制反对派的声音，剥夺人民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严重影响了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进程。问题日积月累，终于积重难返。对于印尼社会长期鸦雀无声的局面，布雍·纳苏蒂安（Buyung Nasution 印尼著名律师）即曾指出：“苏哈托最大的罪恶，即在于其使得印度尼西亚人惧怕思考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苏哈托独裁统治对人民的遗害，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对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与民主的关系，人们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一些威权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倘若想要快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民主。他们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对立起来。他们甚至将印尼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归功于苏哈托的独裁统治。然而，正是苏哈托的独裁统治，使得国家领导人失去人民的监督、批评和帮助，导致他们自身和印尼社会的深重腐败，从而最终酿成民变。任何独裁统治都可以使经济在一定甚至较长时期内得到发展，但经济的发展却不应成为拒绝民主的借口，也不可成为为独裁统治辩护的由头。反对苏哈托独裁统治的人们则认为，印尼经济的一蹶不振和腐败猖獗，即源于苏哈托的铁腕统治和裙带风气。事实证明，独裁与腐败之下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经济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作为基础的经济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作用的。在独裁政体下，经济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呈现繁荣之势，但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才可能为经济的持久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此外，归根结底，人不是动物，除了满足口腹之欲等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其中之一即对民主的追求。
当代备受赞誉的“经济学良心”阿马蒂亚·森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他在回首20世纪发生的大事之后写道：“过去的100年间的确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较之下，在20世纪出现的种种伟大成就中，我还是毫无困难地选择了最了不起的一桩：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否认其他事情的重要性。不过，我坚持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当人们返观这一世纪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定会发现，不把头把交椅交给民主制度兴起并成为最受欢迎的统治方式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他还认为，民主的保护作用对于穷人特别重要。根据他的观察，在金融危机时期，从经济阶梯上跌落下来的，总是赤贫阶层。他又认为，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参见葛维钧《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译本序》，阿马蒂亚·森著，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森的理论说明，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发展民主政治，否则经济成果不但难以为社会弱势群体所分享，而且可能为特权阶层所独吞和挥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必然增强。科菲·安南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谈到阿马蒂亚·森的《发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其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已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时，曾对他做出如下评价：“世界上的穷人和被剥夺者，在经济学家之中不可能找到比阿马蒂亚·森更旗帜鲜明也更有见地的斗士。通过表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应以我们的财富而应以我们的自由为标准来衡量，他的著述已使发展理论及实践发生了革命性剧变。”（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见本刊2007年7月号文章《非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人文思想述评》）换言之，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在于增进人的自由。在苏哈托时代，他的家族享有绝对的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恣意搜刮社会财富，而广大人民应得的经济利益却遭到侵害，他们的基本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苏哈托时代的经济虽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但却是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稳定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否则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终究不良于行。只有开明的政治制度才能适应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才能使一个社会实现长治久安。政治民主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执政者及其官员免于普遍腐败，从而使其中的大多数不至于沦为贪得无厌的罪犯，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使他们不至于在社会分化中永远处于相对赤贫的境地。此外，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才会由于各种制约而不至于变成一家一姓的私产。倘若苏哈托能够早日推行民主政治，他也不至于成为世界首贪而身败名裂。
（本文由刘建专为本刊写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