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商，要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关切政治，但不一定从政；第二，参与社会，其中包含很多意义：可以从事社会福利，也可以身在企业，但接触社会问题，或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第三，注重文化。这样的人就代表儒商。

我成立的儒商研究中心，首要的研究从实证开始，对当前中国区域性的潮流发展，比如浙江浙商、山东鲁商、温州徽商，及山西晋商，从正面、负面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将儒商的定义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商绝对是褒义。

日本曾有一位研究儒学的专家，90多岁时去世。在世时他每月定期与一批企业家交流，讲《大学》、《中庸》，与企业家分享儒家资源。我曾受邀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在场的400余位大阪企业家，每月一定会聚在一起讨论儒家。由此可见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日本企业界的发展。

韩国的几个大企业也会经常讨论儒学。我认为这在将来会发展成为一股势力，企业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形成一种既有群体性又带批判性的自我认同。长江商学院倡导人文精神，同学们对长江这一精神的认同，都可认为走的是儒商的一条路。

第二个问题，怎样诠释儒学？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认识，比如宋明儒学，比如董仲舒，其中都存在着如何诠释的问题？比如您刚才提到“人”字最早时的写法是人在上，心在下，即身心合一。但我们也曾看到对人字的其他解读方式。再如佛教发展到现在，内涵很丰富，在中国一种很朴素的解释就是祭佛祖，很虔诚地烧香拜佛，就会受到佛祖的保佑，每个老百姓都能听懂，寺庙也很红火。但事实上儒学非常繁杂，若没有很好的诠释，老百姓真的不太能够理解什么是儒学，因为我们不可能去研读《四书五经》，即使想读，没有一定的文言功底也不一定能看懂。

第三个问题是，您提到儒商会形成一种势力，以后这种势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若要发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优势，谁将是中坚力量？坦率地说完全依靠企业家并不可行。若让学术界去传播，坦率地说我也不是很认可。

现在有一种现象，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年轻人哈日、哈韩，也许等到某天，当日本人、韩国人与我们谈儒家时，年轻人会更容易接受，到时新儒家是不是会走一条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道路呢？

我基本上不接受、也不赞同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严复曾经讲过“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他说“牛头不能够是马身”。如果中学为体，西学是用，中学就成为有体无用，那么西学也就有用无体。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折衷主义，没有成功的可能。

新儒学的发展有三代人。第一代研究儒学和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比如儒家传统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即男性中心主义、权威主义、家族主义。对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第一代儒家全部认同，相关讨论非常细致，此类书籍相当多。

从1949年到1979年是第二代，主要研究问题是儒家传统能否现代化。如果不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只考量儒家受到政治的影响，完全从社会效用来看儒学，不会了解儒家的全貌。

现在，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大计划，要通过儒家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文精神，重新了解和批判的精神看待启蒙几西方最主流的思想。儒学与西方主流思想不仅平起平坐，而且要进行互动，现在是真正互动的文明对话。

第二个问题是对儒家的不同诠释。简单地说，儒家是一个复杂的超时代、跨文化的学科。多年前，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院曾邀请众多学者，他们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包括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主题就是讨论儒学是什么？怎样了解儒学？它现在的意义又是什么？通过对三代儒学不同时期的比较，找到各时代的特色，发现中间的联系，否则很难看清儒学的全貌。

在跨文化的问题上，儒学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而儒学在日本、韩国、越南的发展，与在中国的发展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如在日本的儒学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忠。没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日本传统中存在着养子制度。一些日本大企业不完全是家族企业，在传家产、传事业的问题上，如果孩子中没有一个适合承继的，就会从外面请一个养子。养子将与原来的家属断绝关系，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你而作，保持绝对的忠诚。

第三个是关于儒商的问题。目前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可以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企业人才越来越少，这种境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其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很重要。学术界有相当一批学者是专家，在书斋中做自己的工作，工作越来越细，不关切政治，也不参与文化、社会。这样的人是专家学者，但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政府中有很多则完全是官僚，也不属于知识分子，但是政府中有知识分子。

将来的儒学一定在不同的领域中发展，其中各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人可以认同基督教、佛教，不一定要完全认同儒家。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文化不会变成一种暴力，一种将所有人思想全部统一起来的暴力。所以，我非常欣赏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那么儒学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暴力？因为我感觉政府精英、企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合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法家的强势依靠军队、警察及各种不同的暴力，但只要不犯法，它不会对个人有任何干扰。但充分政治化的儒家传统在这点上最可怕。除了个人行为以外，它还关切个人态度、信仰、下意识。以前儒家的传统是圣王，即先修身达到最高水平，才有资格做王。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事实常常是王圣，即成为政治领袖后，还要做思想领袖、道德领袖，这种观念绝对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危险。

而“五四”精英反对儒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西化。当时的中国人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担心亡国，因为中国无法实现统一；忧虑灭种，因为感到中国人将越来越少。后一种观念一直延续到1958年到1959年，当时的毛泽东依然坚持人多好办事的观点，绝对不担心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

我感到五四时的知识精英过分乐观。将传统当做包袱，包袱是身外物，一丢了事，然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就进来了。但事实上，传统中好的一面在你的生命中，坏的一面也已经进入了血液，甚至进入骨髓。如果不直面坏的一面，它会泛滥成灾，若不继承好的一面，它永远无法发展。所以全盘否定传统，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一定是肤浅的。

谈到真正了解西方，现在可能刚刚开始。我们用了很多精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科学精神却茫然无知。很多西方经典没有中文版，而日文版甚至泰文版都比中文的翻译至少多几倍。

1985年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请我去教书，希望我开设西方文化课，但我更愿意、并且开设的是儒家哲学。当时一位学者对我说，上一次在北大讲儒家哲学的是1923年的梁漱溟先生，从1923年的梁漱溟一直到1985年再讲儒学，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空隙。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研究儒学，批判儒学，但是我们不会全部认同儒学，不会把儒家看成是关系我们身心性命的资源。

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变化。像于丹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在电视中讲《论语》，她出版的评论《论语》的书籍在几个月中销量超过300万，成为最畅销的图书，同时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儒学研究中心。

而在企业与儒学的关系中，基本而言存在着很大矛盾。因为儒学讲利，企业没有利根本不能生存。那么成功的企业家如何将儒学带进企业？在日本有种方式叫汇读。在浙江的鲁商研究中心，我们也主持汇读：十几人、二十几人大家一起读书，其中一半以上是企业家。我们将《论语》、《大学》一字一句的念、讨论，每一位在座的人以平等的姿态讨论，其中企业界的人时常有新鲜的想法。

在两个星期以前，我曾听过徐小年教授的一个讲演，题目是“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探讨为什么西方现代社会能够发展起来？为什么西方的工业化社会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化中，崇尚法制，崇尚自由，崇尚维权，这些可以为一个社会带来自由竞争的环境，促进社会不断进步发展。而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崇尚权利，崇尚诚信、正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很难造就现代化的工业社会。

目前我国政府提出创建和谐社会，而很多民众认为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在西方社会中，只要在法律基础上，遵纪守法，合法合理的所得都是公平的。事实上，我们作为民营企业真的非常幸运：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抓住难得的发展机会，浑身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一些社会现状，很多企业家的心态产生变化，觉着在中国的现状和环境中，企业家也不缺钱，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企业。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开始以一个好价钱卖企业，然后去度假了。

第二，我们还没有理清儒家文化的真正内涵，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发展就是不好，中国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好？现在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的案例都是外国案例，公司运营全部按照西方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其中很多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经济人一词体现出很多西方的核心价值。我曾在哈佛对大学生进行调查，这些学生有各年级的，各专业的，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选择了自由、理性、法律、权利和个人尊严等价值观。而最新调查的结果则非常有趣，选择正义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自由；在理性和同情中，赞成同情的超出理性；权利和责任的选择中，还是权利更重要；个人尊严与社会和谐的选择人数差不多。

但如果将男、女同学分开看，女同学选择同情的比例远远超过理性，正义远远超出自由，责任要高于权利。所以，这20年来美国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改变，与目前中国年轻人的选择情况正好相反，不过将来可能会趋同。

所以，现在中国人认为我们需要充分的自由，我们要更理性地考虑问题，我们需要法律制度的建构，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我们需要个人的尊严，我们需要经济人的出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后来居上，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也需要了解西方社会在发展到某种程度后所面临的困境。

我的观点是，新人文精神的出现，一定要考量四个层面：一是个人，二是社群，三是自然，四是天道。

个人即修身养性，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健康生活，可以是教徒，也可以是非教徒，可以信仰佛教、基督教，也可以完全不信仰任何宗教。

第二个问题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比如家庭、公司、学校、国家等等，其间是否有可能健康互动。

第三个问题即人类与自然能否保持一种持久的和谐关系。比如中国正面临的污染、废气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可能靠经济人来解决，因为经济人缺乏正义、缺乏同情、缺乏礼让和责任感，缺乏对和谐的理解。

此外，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确实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发掘出来。而西方的核心价值我们应尽量引进，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排解其中的浮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项院长所说的“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全球视野看待问题。

事实上，尽管西方的启蒙精神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但启蒙有几个盲点。一是没有理解人类的精神，如21世纪的宗教问题；二是它对自然是一种掠夺。而儒家代表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可以深入地看到启蒙观念中的内在价值。另外又能以批判的精神将启蒙的盲点暴露出来。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都有责任将这种宽广的、比较深刻的人文精神，身体力行地在我们能所及的范围中发展它。

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诸多企业一直为中国商界备加推崇，韩国企业的国际化与创新，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对韩国企业家而言，咫尺之遥的儒家邻邦中国已在全球化态势下取得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又有着怎样的思考，是否有机会与之进行合作并取得共赢？

5月10日，来自韩国高科技、电子产品、投资银行和传媒等10余个产业的35名国内外知名企业CEO，齐聚中国深圳，围绕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挑战、亚洲精神的思想和中国企业的战略模式及金融等话题，参加了由长江商学院为其精心设置的“韩国企业CEO课程”。这不仅是一次深入了解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企业发展壮大并迈向国际舞台所走过的曲折之路的机会，更是一次与拥有全球整合视野并深谙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的教授进行激烈思想碰撞的思辩之旅。

一直以来，长江商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长江教授通透了解中国及大中华地区的管理实践，逐步形成对中国管理实践行之有效的新视野、新思路和新对策。在本次课程期间，长江教授团队为韩国企业家们带来了最为前瞻、原创和实用的教学课程。在与中国这一新兴市场进行竞争与合作中，如何创造性并持续性地为企业带来价值，我院精心设计的课程无疑让韩国企业家们受益匪浅。

作为本次“韩国企业CEO课程”的亮点之一，我院特地安排了令人难忘的“中韩企业CEO论坛”。中、韩两国企业家首次以商学院为平台展开高端对话。“中韩企业CEO论坛”由我院曾鸣教授与赵东城教授主持。35位“中国企业CEO课程”二期学员，以及18位 “中国企业CEO课程” 首期学员，与35位韩国知名企业CEO在对话中充分激荡两国企业家的智慧，共论中韩企业的合作与发展。

作为两国企业学员代表，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东明与韩国《每日经济新闻》社张大焕会长，分别进行主题发言。阐述了各自对企业战略发展、管理经营、合作发展等关键话题的深刻思考。在随后的对话环节及四个主题的研讨中，两国企业家踊跃发言，积极对话。探讨内容涉及中韩经济发展对世界格局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新机会等“大势”，也有两国相近文化对企业经营影响异同之“道”，及产业机会、企业变革、战略转型之“术”，同时对中韩经济与企业未来的合作与发展充满信心。

在课程期间，长江商学院还特意为韩国企业CEO与中国企业CEO安排了高尔夫友谊赛，以球会友。两国企业CEO不仅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更真切地体味了打高球与做企业的共通之处。长江商学院国际部主任宦承春女士表示，“韩国企业CEO课程” 不仅为韩国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建立极具价值的高层次网络平台的机会，在课程期间安排他们与中国一流企业家们的对话与互动活动，更是一次宝贵而难得的才智分享经历。
经过三天的学习，参加课程的韩国CEO们纷纷表示，长江商学院设置的“韩国企业CEO课程”，不仅让他们加深了对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了解，还在与中国一流企业家的对话中更好地把握了中国企业当下的所思所想。在离开深圳前夕，35位韩国企业CEO们怀揣的不仅是一份来自中国商学院的收获，更是对中国市场的全新期待！

现在，中国和韩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韩和日韩，这表明韩国在海外出口的最大市场是中国。作为中国企业家，我将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民营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制及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基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历程：两次由轻到重，即改革开放基本上通过工业化革命开始，以第二产业拉动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国第一次由轻到重，是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国先放开轻工业，保护重工业。轻工业开放之后就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目前中国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相当一部分都是先从鞋子、袜子、打火机，包括自行车、家具等地方入手。

在90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化，如同现在经济学家所讲，中国迎来了一个重化工经济时代。在2000年时，中国得到“世界制造中心”的称号，大量轻工业出口在此时进入成熟阶段，并同时拉动服务业的发展，其中包括IT产业、房地产、金融业、物流行业等。

随着2000年以后重化工经济的到来，中国又第二次经历了由轻到重的过程。部分外资的重化工企业这时进入国内，不少民营企业开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在轻工业出口势头强劲，中国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也随之而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壁垒问题，我们开始承受很大压力：如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提升，尤其是来自欧美的贸易壁垒开始越来越多，使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着包括反倾销、贸易保护、政府补贴在内的巨大压力。

与中国的产业格局变化相同，美克集团的发展也遵循了这样的逻辑。美克集团目前进入了三个产业，一是家具制造，主要出口。随着重化工经济时代的到来，美克也进入了重化工行业，做经济化工。与此同时，我们还经营着家具零售。

作为一个出口型企业，美克在1990年建立公司，比1992年中韩建交早两年创建。最初美克是一个设计公司，我本人——一个绘画设计人员——就是创始人。在90年代初以后，美克通过轻工业，即家具制造出口进入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到2000年时，我们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出口商，一个月出口达到两千货柜，一年出口有两万多货柜，仅实木家具出口到就达两亿多美金。而美克利用家具制造积累了资本，仅在这项业务上就拥有13000人，同时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融资。在2000年时，我们已经感到可能到来的国际贸易壁垒的压力，并预感到反倾销一定会来：我们这样大量出口产品到美国，美国家具制造商不会无动于衷。因此在2000年时，我们将融来的资金投入第二个行业——家具零售行业，并建立了中国高级家具精品连锁店，美克美家就这样诞生了。而到了2004年，家具反倾销在中国开始立案。

作为一名中国企业家，在进入国际市场时，我们开始逐渐成熟。中国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使我们看到，中国的零售市场拉动了服务业，拉动了第三产业，轻工业拉动了服务产业，我们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在2000年时积累了力量，进入零售业，到了2005年之前，在零售业上取得的成功使美克又一次积蓄了力量，这时重化工经济的时代到来了。

上世纪，美国重化工经济时代到来于40、50年代，日本是70年代，韩国是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中国是21世纪进入了重化工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克走的是世界优质企业的道路，我们只想做一件事情并把它做好，而非为了冲击世界500强，在企业规模上贪大。顺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美克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投入三个行业，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在家具出口上，我做了十年，只做松木家具，国外的客人都叫我“松木国王”。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行业要做就要做到领袖地位，并与竞争对手拉开1.5倍的差距。我们坚持着这样的准则，只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势，顺势而为发展成为多元化的企业。美克涉足三个产业的“铁三角”，就是企业的经营战略链，是一个抗风险的经营战略链。如同这次“中国企业CEO课程”中，长江教授所讲，当企业外部环境是一种短线状态时，如果企业想做百年老店，想长线经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铁三角，并形成了两个轮子：一个是家具制造，一个是化工；一个是传统制造产业，一个是高资本、高技术的制造。两个轮子由一个白马王子拉着，这就是我们的零售：美克美家的时尚品牌。

在1990年时，我33岁，现在我已经有50岁了。90年时我的资产是一辆自行车，一个书包，书包中放着三件物品，一支派克笔，一个可以推平行线的轮子，还有一壶水。而今天，美克有近30亿的销售额，当我们新进入的化工业明年投产时，销售额将达到近50亿。

对于中国，我们一方面强调超越，但也不能脱离中国现状去超越。作为一个在中国发展的企业，一定要抓住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机会点，思考你该怎么做？所以其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关键在于自己深刻地思考、理解企业处于怎样的环境中？机会点在哪里？这是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第二问题是，企业究竟该做一个业务还是做多个业务？其中无所谓错与对，关键在于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有相应的困难。在香港，和记黄埔、长江实业为什么能做到持续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断转型，在自由的、稳定的业务以外，不断创造新的成长机会。这是多元化企业的好处，它可以随着经济转型不断抓住新机会。

与多元化相应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转型，意味着要同时管理多个业务，这必然带来管理上的困难，也是多元化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韩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很多好的启示，它有不少全球知名企业，如浦项钢铁、三星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各种困难，但它们通过不断转型，不断提升，在不同的阶段取得了不断的成功。

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时，已经不能简单地、概念化地讨论问题，只单一地思考对还是不对。还应该站在更高层面去理解问题，思考怎样做到更好。我想无论选择哪条发展道路，都可以取得成功，但也都会充满荆棘。我们的任务是看清问题、克服困难。

亚洲的经济合作秩序在过去几年内受到全新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正面临着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挑战，就是世界经济正从传统的格局转向一个全新的格局。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熊彼特曾描述的“一个创造性的破坏时代”。

在这样的变化中，我认为有三个最主要的力量正影响着未来：一是中国、印度的崛起，20多亿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供应者和消费者同时进入市场，它对全球经济的格局必然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这种影响是以怎样的方式最终呈现出来；第二，全球经济比以往更开放，更加一体化；第三，知识型经济，未来经济一定以知识经济为主导。

这三种力量互为因果，相互支持。所以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下，中国企业在向国外学习时，如何鉴别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希望通过不断地碰撞，不断地探讨，在全新的经济格局下找到企业核心的竞争力。

在热点话题下探求更为深层次的思考方式，并为中印两国企业家搭建对话平台，2007年6月4至5日，长江商学院首开先河，联合世界顶级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印度最大的工业组织——印度工商联合会（CII）携手成功打造了“中印CEO课程”。在为期两天的北京模块课程中，来自中国和印度两国的30余位一流企业CEO们，在中国北京共同探讨了来自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家们最迫切需要了解并解决的问题。

其中，印度企业家包括Tata 国际有限公司总裁Ram Balasubramaniam，TCE工程咨询有限公司CEO A.P. Mull，Dr Reddy's Laboratories 有限公司董事长Ravi Bhoothalingam等来自十余家印度不同行业的领军人物；中国企业家则包括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根生，美的制冷家电集团CEO方洪波，辽宁海融控股集团董事长董玉哲等十余家知名中国企业的领军人物。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近十年来一直行进在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列，并在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自1991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也加入到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列，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毋庸质疑，中印两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并共同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了更广泛的层面。

建院五年来，长江商学院也一直专注于对新兴市场的深入研究和案例的透彻剖析；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作为全球知名商学院素有培养国际高级经理人员的盛名；印度工商联合会则是印度最大的工业组织，有6000多个杰出显赫的成员企业，包括 Infosys Technologies， Tata Group， Reliance等。凭借这种强大的联盟，势必给中印两国主要企业CEO们提供了一次无与伦比的学习经历，从相似中发现不同，从发展中总结经验，并建立牢固的个人友谊。

在北京模块的课程中，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财务部讲座教授杨瑞辉博士，分别就《未来十年——新兴市场中公司的新复兴》、《文明对话——宗教基础与公司决策制定》以及《太平洋世纪与喜玛拉雅千年》等不同话题，围绕着全球视野下企业家需具备的新视野和新战略，21世纪人文主义精神，中印形成鲜明对照的历史经历与思维方式，以及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如果成为全球经济支配角色等独特的角度，向中印两国企业家介绍了值得了解和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中印两国经过长期摸索，分别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制造业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明显走在印度前面，然而印度在信息产业和企业效率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如今，印度已经在软件研发、技术支持和综合后台服务以及钢铁工业等领域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

有理由相信，通过长江商学院的“中印CEO课程”，比较中印两国目前的竞争实力，分析双方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今后两国企业彼此间的相互合作和借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课程期间，还特别安排了“中印CEO对话”环节。该对话由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曾鸣博士主持。两国企业家分小组进行了圆桌讨论，并分别就中印两国的市场发展，全球化认同，跨国合作的机会以及两国服务业的现状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与分享。

“中印CEO课程”由两个模块组成，分别在中国北京和印度新德里实施，课程结束模块将于2008年9月在印度开课。每个模块各持续两天。

“企业管理实战模拟”引入美国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终身教授、百森商学院亚洲中心总监伍健民教授（Robert Eng）开发的TechMark管理实战模拟训练。该课程是全美最成功的管理模拟课程之一，通过模拟成熟的商业环境，使学员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市场，面对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财务、运营等商业环节，通过团队合作，达成经营目标，战胜对手。课程覆盖商业环境分析、商机制造、财务分析、资本运作、团队合作和战略决策等各个方面，特别训练学员把握市场的能力，和在复杂的、不缺定的、模糊的经营条件下进行战略决策并实施的能力。

三天的TechMark管理实战模拟训练后，学员感觉课程效果大大超过预期。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制片人高先民表示：“没想到课程的信息量如此之大，知识点如此之多。”中视金桥城市品牌传播中心总经理金兰香说：“这次课对我的触动太大了，许多年后我一定还能清楚记得这次课。”

长江传媒高级管理文凭课程是长江商学院在深入分析中国传媒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开发的。课程旨在向中国传媒业的高层管理人士系统介绍国际先进的传媒管理理念和实际操作经验，以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本课程自2004年推出以来，深受业界追捧，吸引了来自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广东南方电广传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东方早报、时尚杂志社、新闻集团、光线传媒、星美传媒等众多传媒机构的行业精英。江苏广电集团、北京电视台等大型传媒集团还将该课程引入集团内部，以期通过系统全面的培训，增强集团的综合管理能力，有效提升管理绩效。

该课程的公开课程班每年6月开课，学期10个月左右。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有关长江传媒高级管理文凭课程的信息，欢迎致电 86-10-85188858-3281，3204

这次传媒沙龙专题研讨活动的演讲嘉宾是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网络管理处魏党军处长。作为该领域的行业管理者和业务专家，魏党军处长详细介绍了IP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媒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业务特点和业务流程，并对相关政策和管理法规进行了权威解读。在互动环节中，他对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给予详尽解答。

第三期长江传媒高级管理文凭课程班的全体学员踊跃参加这次传媒沙龙专题研讨活动。IP电视是近几年我国传媒行业的热点之一，其中一些学员正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此次研讨活动为学员创造了一次难得机会，使他们得以与政策制定者就各种问题进行坦诚的沟通和交流。

长江传媒沙龙专题研讨活动是传媒沙龙的活动形式之一，该沙龙依托长江传媒高级管理课程项目，学院各期传媒班学员和从事传媒业的EMBA学员都可以参加。沙龙旨在为学院的传媒业同学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围绕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典型事件、重大政策进行富有成效的互动、交流和探讨。

作为专门针对已系统完成EMBA课程学习的学员而开设的特色课程，长江“后EMBA”课程强调“换个角度观察世界，换个视点透析管理，换个高度思考问题，换个平台切磋商道”。本年度的“后EMBA”课程开设七大模块：“中国企业全球竞争的新思维与对策”、“战略联盟”、“企业风险与危机管理”、“利润操控”、“执行力与平衡记分卡”、“人文精神与管理”及“自我调节与压力管理”。其中“中国企业全球竞争的新思维与对策”、“战略联盟”、“执行力与平衡记分卡”三大模块为今年“后EMBA”课程全新开设的模块。

“后EMBA”课程第一模块围绕着“中国企业全球竞争的新思维与对策”展开，我院项兵院长与来自欧洲商学院（INSEAD）的彼得·威廉森教授，在三天的授课中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势下的企业竞争与创新问题，传授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引导学员积极思考，充分交流互动，帮助学员不仅从教授的思想中汲取企业成长的营养，也从同学的商业智慧中借鉴有益经验。“有新意，有高度”、“精练而有启发”……学员们在课后对“后EMBA”课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后EMBA”课程随后陆续开展的模块课程中，中外管理与相关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也将走上“后EMBA”课程的讲台，为学员们带来对当前企业实践更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创性的管理研究成果，并关注从不同的视角、从超越企业本身经营管理范畴来探讨管理的问题，以提升思想高度，拓宽战略视野。特别是长江首次在管理教育体系中创新引入的“人文精神与管理”等课程，更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文层面的战略思考。

作为“后EMBA”课程的第二模块，也同时是本年度“后EMBA”课程的创新模块——“战略联盟”将于6月22日～24日在青岛开课。由于长江“后EMBA”课程接受单模块报名，届时将至少有近80位学员共聚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青岛，研习如何借力全球联盟，不仅获取稀缺资源，更有效拓展市场、控制风险，以取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若需了解更多“后EMBA”课程相关信息或更多长江EDP课程，请点击这里。

或致电长江EDP咨询热线: 86-10-8518 5017（北京）| 86-21-6269 6238（上海）| 86-20-28852583（广州）

与世界上的卓越企业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进行竞争，中国优秀企业的领军人们迫切需要带领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这一跨越。

我院EDP全新推出的“从优秀到卓越——总经理课程” ，正是为这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们量身定制。7月12～14日，本课程第一模块正式在北京校区开课。课程吸引了3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知名企业的领军人，共聚一堂，在长江培养新思维，挑战新高度。

“从优秀到卓越——总经理课程”，针对学员均为高速成长企业核心管理层这一定位，共开设五个模块课程，分别为：“企业成长战略”、“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定价与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本运作之道”、“领导力创新”，力图帮助总裁、总经理等企业核心决策者打造全新领导力，培养前瞻性战略视野和全新思维模式，全面提升把握机遇、整合资源以及预见并规避风险等能力。

第一模块课程围绕“企业成长战略”展开，我院曾鸣教授、陈荣鑫教授为成长型企业把脉，通过大量世界成功企业的实例，介绍世界知名企业是如何有系统地思考和巧妙的利用内外部资源来开发业务成长机会。课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学员们在充分地交流与讨论中，对制订成长企业战略、战略执行及掌控资源利用、塑造核心竞争力、挖掘成长机会理解更加深入。

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时间资源稀缺的特点，我院“从优秀到卓越——总经理课程”也接受单模块报名。学员可根据自身对管理的关注点及时间安排，选择感兴趣的模块报名参加。按课程计划，第二模块“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管理”课程将于8月10日～12日在北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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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正在大热之中。去年单幅作品的最高售价被三次刷新。去年秋季，三大拍卖行克里斯蒂、索思比和菲利普总共售出了价值10亿美元的当代艺术作品。出席拍卖会的人数持续猛增，例如十二月在迈阿密海滩举办的艺术巴塞尔和二月纽约举办的阿默雷展（Armory Show）。对此现象的通常解释是新兴的收藏家，那些对冲基金经理们开始投入金钱，希望炫耀新发现的财富和鉴赏能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相信艺术是与你的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量齐观的投资资产。

持艺术即资产观点的新流派的代表人物是长江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梅建平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Michael Moses教授。2002年他们发表研究报告称，艺术品的投资价值早在1876年就轻易超过债券和国库券。根据他们在去年6月的最新研究，梅建平教授和Moses 教授得出结论说，过去十年艺术品的投资回报略超过股票，年收益达8.5%。当代艺术——他们称为自1950年最重要的艺术——甚至表现更好，过去十年的回报率高达12.7%，超过股票的回报率三个百分点。

这两位教授成立了一家名为美丽资产顾问（Beautiful Asset Advisors）的咨询公司，向投资者出售他们的研究成果。Moses说，由于他们的研究显示艺术品的表现与其它资产之间相关性很低，因此艺术品可以用来多元化投资组合。他建议拥有至少50万美元扣除债务后金融资产的投资者分配大约10％资金用于艺术品投资。他说，“我们试图进行量化，排除掉艺术品投资中的战争股市和民间传说的成分。”

梅和Moses并不是首先将艺术品作为投资工具进行研究的学者。过去几十位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相差很大。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艺术品的投资表现差强人意。在最常被人引用的一部著作中，1985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的William Baumol报告说，在1652年至1961年间，艺术品的投资回报大约仅为每年0.55%左右。

Moses认为他的研究比以前的研究者更加全面。Baumol仅仅研究了300多年间640次交易的情况。梅和Moses两位教授则追踪了数据库记录的超过10000次交易。两位教授只计算了在几家大拍卖行出售至少两次的作品。由于集中统计同一作品的重复交易，他们希望他们计算的作品即使出自同一个画家也不致雷同。

其它艺术数据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位于伦敦的艺术品市场研究（Art Market Research）机构也使用几大拍卖行的数据。这家机构剔除了最高和最低的10%的报价，因为他们的理论认为这些报价不适当地影响了平均价格水平。他们的当代艺术品指数显示，这类艺术品在截止2005年的过去25年内回报率为8.7%，比梅和Moses宣称的年回报率低大约4个百分点。不论采取何种方法计算回报率，投资者指望相似的回报率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如果他们购买的是不知名甚或正在崛起的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更是如此。

几乎所有将艺术品作为投资工具的研究都得出结论，认为投资艺术品比投资股票的风险更高。在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美林证券的首席投资战略家Richard Bernstein表示，投资者在股票、债券或不动产投资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随着他们持有这些资产的时间更长而大幅降低，而投资艺术品招致损失的可能性仍然较高。在五年期间内，投资者发现艺术品投资的价值降低的可能性是六分之一；而在标准普尔500强股票上投资的损失可能性是十分之一。

投资艺术品还有其它不利之处。比起你在共同基金投资的多元化相比，你很难在艺术品投资中得到相同的多元化。共同基金可以包含数百种股票。通过拍卖行或者交易商买卖艺术品的佣金轻易就能高达10％，大大高于你支付给股票经纪人的佣金。艺术品的流动性差。即使在最热的市场，许多艺术品在拍卖行乏人问津。此外还有运输和保险开支。如果你有幸拥有长期资本收益，你为艺术品支付的税率高达28％，而证券的资本收益税率仅为15％。额外的收益？艺术品的额外收益仅仅是你盯着它欣赏时的享受罢了。

过去若干年来，几位企业家曾经尝试创建类似共同基金的资金，以期使艺术品投资变得更加容易。许多人已经悄悄退出了这类交易，因为他们没能从投资者那里筹措到足够的资金。Moses对此的解释是，“艺术品的最大魅力之一是收藏的乐趣。如果你投资艺术品，你就是希望得到追求某样东西的乐趣。”

甚至Moses也将当代艺术品当前的火爆比作因特网泡沫。他指出，类似的繁荣期于1990年结束时，当代艺术品的价格在随后五年内狂跌50％。根据Artnet的评论，诸如Keith Haring 和Julian Schnabel 之流的艺术家的作品要花费十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Baumol如今在纽约大学的同一栋楼里同梅教授以及Moses教授比邻开设了办公室，相互之间就艺术品研究展开竞争。他仍然不相信艺术品的长期投资潜力。他说，“若干时期内艺术品会变得时髦而且能产生投资回报，但是它们不是稳定的好投资工具。”

（原文为英文并发表于2007年3月1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英文版。本文根据原文编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