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际数学界引人关注。
6月，哈佛大学教授、中国籍数学家丘成桐宣布，中山大学朱熹平和美国利哈伊大学曹怀东两位华人教授完全破解数学世纪难题之“庞加莱猜想”，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各界为之兴奋不已。然而，狂欢未能维持多久，关于究竟谁破解了“庞加莱猜想”却让丘成桐、朱熹平和曹怀东三位学者成为关注的对象。美国权威杂志《科学》在去年底一篇题为“2006年十大科学进展”的文章中，为“庞加莱猜想”做了盖棺定论。文中指出：“俄罗斯人佩雷尔曼给出的庞加莱猜想证明至少是10年内最大的突破。而其他人却花了这10年中相当多的时间来证明他的结论。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界最令人肃然起敬的问题之一。但是猜想的解决却触发了一场充满争议和戏剧性的风波，几乎令这一辉煌的工作黯然失色。”
我对数学界这场争论兴趣不大，此篇感想也并非针对争议中的中国数学家。随感源于读到美国杂志《纽约客》对佩雷尔曼的访谈，有一些感想要说一说。佩雷尔曼在接受《纽约客》专访中表示，他决定从数学界隐退，原因是数学界同行在“道德标准”上莫名的下降使他感到失望。不久，在去年8月22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宣布，佩雷尔曼谢绝领取象征国际数学界最高奖项的菲尔兹奖。原本被国内媒体热炒将获得菲尔兹奖的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也空手而归。
中国学者对菲尔兹奖的渴望，以及中国媒体的“热炒”（我们现在好像什么都要炒一炒，就连数学学术问题也不能幸免），佩雷尔曼的态度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这位被外界称之为“数学隐修士”的俄罗斯人，给同行最深刻的印象是潜心研究、淡泊名利、来去无踪。去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报道，开篇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据了解，美国数学界对这位天才极其佩服，但佩雷尔曼谢绝了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著名学府的聘请，而偏爱“在圣彼得堡附近的森林里找蘑菇”。佩雷尔曼说：“我知道经常有人热衷于自我推销，如果有人喜欢，那么我祝他好运，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佩雷尔曼对成就、声誉和金钱的淡泊令人敬佩，取舍之间所表现的是对精神的坚守，对功利的漠视。这也使我想到，为什么莫斯科大学会有11位诺贝尔奖得主？俄罗斯为什么会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大国？为什么俄罗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家、音乐家和一代又一代世界顶级芭蕾舞演员？个中原因种种，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等诸方面。但在我看来，诚如佩雷尔曼那种淡泊功利的精神，用“心”做事的态度，也许是诸多俄罗斯籍学者、艺术家、文学家享誉世界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也不由让我联想起，不久前在莫斯科的一些所见所闻。在著名的莫斯科红场及周边街道，我步行很久没有看到一家咖啡厅，商业氛围也很淡薄，俄罗斯人对赚钱显得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大众对诸如看芭蕾舞、看画展、听音乐会，倒是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热情。反观我们，即以北京为例，星巴克居然开进了故宫！虽然不能说星巴克一定不可以开在故宫，但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们一定需要这样来赚钱或赚这样的钱吗？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起来。但在很多方面，我们也许过于急功近利，功利目标似乎在主导我们许多方面的发展。做研究是为了得诺贝尔奖，拍电影是为了奥斯卡，读书为了考试，办学为了排名，搞学术为了赚钱，经营企业目标是为了进500强……急功近利的做事方式短期内也许会带来大大小小的实惠，但我以为，从长计议，这种风气一旦堆砌为一种文化，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潜在隐患，甚至可能削弱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力量。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慢下脚步，找回一些可以令内心心潮澎湃的精神世界。我们要更多地用“心”去做一个“事业”，而不是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和某一个功利的目标。学术界要用“心”做事，企业界要用“心”做事，文化界要用“心”做事……社会各界都需要整体性用“心”思考。我们需要大力弘扬“宁静以致远”的内在精神，淡泊名利，超越做秀，超越形备而实不至的复制，以此推动中国社会做出一些可以撼动世界的“大风流”之事，是为真正的财富。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院长，原稿刊载于《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