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十年，伤逝十年!感恩十年!

回望十年前的2008年，我们感慨了生命的无常，也领悟了关爱的力量。

测不准的自然灾难中涌现出的慷慨和无私让我们得以重新衡量心灵天平两端的重量：商业利润和社会职责，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

在喧嚣中挺身而出的慈善家让我们对身处的社会多了份信心，对未来多了份把握。

这其中，有大地震后从“孤岛”飞出第一架航班，不计损失运送旅客出川，协调飞机协助救灾物资入川的“四川航空”。长江人不会忘记，彼时率领川航于天崩地裂间将四川的信心和勇气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川航最高指挥官蓝新国校友;

这其中，有大地震后几赴灾区，行程上万公里，历时40余天，在路途艰险，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日夜奔波在灾区一线，为灾区人民送去帐篷、食物、药品等最紧缺物资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长江人不会忘记，时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的王汝鹏校友。

这其中，有被一场百年未遇的大地震推到风口浪尖的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他们的付出和委屈比别人更多，他们承受的压力和质疑比别人更重，他们要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需凝聚的不仅是人，更是“人心”。长江人不会忘记，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校友。

......

南怀瑾曾言：“以血和生命的教训，对中国人完成了一次精神重建”。

汶川大地震为中国慈善事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也为迫使官方慈善机构必须更加开放、透明。

十年汶川，十年中国公益史。汶川地震带给中国的变化极其深远，当代公益的进程几乎始于汶川。在汶川地震十年记忆的这特殊时点，让我们跟随长江商学院公益委员会委员、EMBA16 期校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记忆，一道缅怀伤痛、致敬生命、憧憬未来!

作者 | 王会贤
来源 | 公益时报(ID:gongyishibao)

十年前的5月，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汶川指挥协调救灾;两年后，他从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位辞职，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汶川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王振耀院长，听这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中间人”，讲述当年救灾经历、十年公益之变以及他对汶川救援志愿者们的共勉之词。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长江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公益委员会委员
EMBA16 期校友

《公益时报》：2008年的时候，您曾感慨汶川地震“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十年之后的今天，怎样评价汶川地震的影响?

现在回头来看，不只提升了十年。

当年中国全民投入救灾，救灾也将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以前大家觉得慈善是少数富人的事，汶川地震后，大家都知道了，慈善是大众的。正因为汶川地震救灾激发出了民众巨大的慈善热情，才会有接下来各种政策调整，特别是针对大额捐赠。

2016年《慈善法》出台，速度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008年，我在民政部任救灾救济司司长，那时候觉得慈善法怎么也得再等10年20年，或者可以先通过一个“慈善事业促进法”。没想到只有几年时间，就形成了社会共识。

中国社会的大爱大善，汶川地震是一个集中的爆发点。这个爆发点有其基础，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了，二是政府政策开放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发布，鼓舞了社会的慈善热情。

所以现在来看，当时说提升十年是保守了，根本没想到很快就出现了百亿捐赠、企业家裸捐，与国际公益领域的交流更频繁，发展出社会企业、公益金融、绿色金融，一步一个大台阶。汶川地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长远。

《公益时报》：2008年中国社会组织力量还很弱小，他们是否承接住了社会的热情和期待?

不仅当时没有承接住，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我们公益行业对社会的慈善热情和期待，最多消化了20%。

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公益慈善需求。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很多城市在推广志愿服务，老年人、青少年、医疗机构等很多方面都需要志愿服务，那么我们公益行业在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方面，有多少帮助?跟一些境外机构在国内做的项目来比较，我们在专业性上差距很大。

再比如，现在很多家族愿意以慈善作为传承方式，而我们的服务在这方面是对接不上的。

另外，慈善组织的支撑系统不成熟。独立的公益学院现在只有我们这里一家，咨询、培训机构虽然有几家，但整体来看很弱。服务不仅仅是指咨询、注册，还有项目设计等等。慈善家的捐赠额度已经动辄几十亿，我们只能设计几千万的项目，能力上有差距。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内在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内在机制，和社会需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果说政府和社会的慈善热情是一大桶水，那么我们公益慈善界的习惯架构还是碗，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也是非常焦虑的。就像我们行业内最大规模的那几家基金会，资金量其实也并不大，让他们再承接几十个亿的话，确实有点难。

《公益时报》：那么在公益需求上，这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是从2001年之后，最近这18年，国家的福利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在民政部工作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这些制度的发展。在政府没有行动的时候，主要靠慈善组织，那么政府有所行动之后，慈善组织怎么转型?这时候，可能就转向跟政府合作，花政府的钱，接受政府委托。

此外，对心灵的关注，是现代慈善的重要内容。比如留守儿童、老人的心灵关怀，对家庭暴力的关注等，这些都是过去关注度较低的事情。

而在方式上，现在大家关注影响力投资，希望做社会企业，希望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赚一点钱。政府现在还鼓励慈善信托。很多新的事物扑面而来，我们公益界还不太适应。

2008年2月26日，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就“做好雨雪冰冻灾害倒房恢复重建工作”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公益时报》：2008年的时候，您还在救灾司工作，从您的角度来看，汶川地震对推动我国防灾减灾政策、制度有哪些影响?

汶川地震对中国的灾害应急救助体系，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中国政府当时的行动和创造，其实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后来日本3·11大地震，日本政府专门请我作为专家去做咨询(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民政部)，他们很尊重汶川地震的经验。国家的四级响应体系、国际合作机制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体现。政府和人民、媒体、国际形成了非常良性的互动。

中央现在总结经验，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部。(您认为应急管理部的成立会产生什么影响?)把过去的几个大的应急系统，整合到一起，从制度设计上增加了合力，但几个方面还需要磨合。

《公益时报》：您现在还关注灾害救援方面么?怎么看到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我现在当然还关注救灾，这是职业习惯。我倒是觉得，现在民间组织已经在主动和政府部门，比如救灾司协作。除了国字头基金会，像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救灾力量，都是第一时间到达灾区，他们很多志愿者就生活在灾区，救灾行动开始之时，旗帜就插在了现场。我听到了很多民间组织与政府配合的故事，很让人感动。

汶川地震之后，我就离开救灾司了，整整十年了。现在的救灾行动比那时候要丰富得多，也成体系化，社会组织的力量更是十年前没法想象的。大家还记得2008年初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那时候民间组织还很差，大家不知道咋办，永光他们专门开了会来反思。这次总结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现在大家不仅在国内救灾，还参与国际救灾，最典型的就是尼泊尔地震，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救援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实际上也增强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原来不敢想象的。

《公益时报》：您曾在采访中表示，从2012年开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本形成了良性互动，很多年前双方是互相埋怨的。这十年来，双方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以我这个当时的救灾司司长为例，其实刚开始对民间组织救灾是不了解的。2008年以前，我们不了解民间组织在应急响应的时候能有什么作用，只想到募款、捐款，募款之后也希望他们打到政府的账号上。那时候一般公布三个账号，民政部一个，还有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款都往这儿打。2008年以前是这样的，个别时候有民间组织来救灾了，我们觉得来了也没跟我们协作，怎么回事?他们觉得政府也不跟我们沟通，有时候互相有点埋怨。

汶川地震给了我们很大的改变。刚开始也没想着民间组织有多大作用，但地震刚发生的第一周，民政部没有开门接受捐款，鼓励向民间组织捐款。很快大家觉得大灾面前政府必须要综合协调，就先公布了十几家公开募款的机构，有的组织没在名单上，就来找我们，说你看民政部批准的我们的章程里，写着有救灾，我们觉得的确应该鼓励。

互动、学习就是这样开始的，而且是很生动的学习。那时候手机通讯已经方便了，往往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我们应该去哪儿啊?”就开始协调，后来甚至国际民间组织，我们也来协调，之后的沟通就越来越顺畅。

开始双方只是接触，到汶川地震是爆发，这期间，有2005年的中华慈善大会，从2005年到2008年，不断有对话。这也得益于民政部将慈善处设在救灾救济司，这样救灾司就必须推动慈善工作，工作之中就理解了慈善组织，救灾就自然和慈善融合了。2005、2006、2007，这三年非常奇特，这三年的交流过程，促成了一个机制性的融合。

2005年中央号召共产党员献爱心，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钱也不多，但也都捐，领导也捐。捐的时候大家就发现，操作上有很多方法需要改进。自己一捐才发现捐赠时候的焦躁，需要透明、需要回馈，也讨论怎样免税。政府工作人员对慈善捐赠都有了认识，政策调整也就容易了。这是其他国家政府都没做过的。

在我离开民政部之后，建立了中国公益研究院，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毫无疑问，像救灾、慈善、福利的政策，原单位发的文件我理解肯定会快一点。以各大高校学院、研究院为代表的机构，也与政府形成了互动机制。很多政策的解释、研究、沟通、对话就有了，没有变成对抗和吵架。在这样的过程中，民间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到十九大的时候，民间组织也没想到，十九大这么充分肯定社会组织的作用，我们都很意外。得到政府的重视，我们更应该做好这个对接工作。

《公益时报》：2008年的捐赠总量有了巨大突破，但看比例，这些年来企业捐赠一直占多数。

中国社会力量的增长、民众爱心的增长，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

以前咱们贫困啊，像90年代初华东水灾，募捐主要来自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募捐量是超过大陆的。1998年抗洪的时候，第一次境内捐赠超过境外，当时我很感慨。2003年非典捐赠额接近40亿元，2004年印度洋海啸，我国民间向境外捐款6亿多。这些大数我现在还记得。

民间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善意。政府有一个消化过程，我是当事人，体会最深。在捐赠中，民间组织、捐款人都向政府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包括如何实施项目、进行救助，这也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

但直到现在国内企业大额捐赠占比一直高于公众捐赠，我认为这就是现在的组织方式不适应公众爱心的要求，起码在公众募款方面就很落后。其实老百姓的捐款积极性很高，你看一个孩子一天能捐到几百万，甚至捐出问题了要退款。

我们的组织方式，离老百姓很远。跟国外相比，第一，我们社区基金会不发达，国外社区互助也是算捐款的。但国内的社区凝聚力很弱，社区基金会很少，满足不了人民互助的需求。事实上，社区里听说哪个楼的谁需要帮助了，号召一人捐一百，大家都会很热心，但现在没这个途径。所有组织的宣传都是“捐款到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要捐，但同时不要忘了，你所在的社区就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第二，国外的实物捐赠非常多，比如旧衣物捐赠，折算价格后也可以凭捐赠证明免税。现在咱们实物抵税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方式。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自私、捐款不够，这能怪老百姓吗?是我们的组织方式、体制有缺陷。实际上个人捐赠还存在着不方便，我认为下一步慈善事业的一个重点是社区慈善。社区慈善不发展，中国的慈善就还在天上飘着。

《公益时报》：回到您个人的问题，汶川地震的救援对您个人后来辞职做公益有影响吗?

其实影响很大。汶川地震后，我越了解老百姓的苦难，越了解社会对公职人员的需求，就觉得人生不应该那么刻板。我应该借助这些年的经验，把它奉献给社会。

汶川地震之后，很多慈善政策在不断调整，反而民间组织有些跟不上政府的节奏。那段时间，我内心很焦躁，开了很多座谈会，想推动民间慈善，有时候就觉得推不动。我当时代表政府，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央对慈善的热情或政策的开放度是超过我们民间的。如果民间慈善事业起不来，中国的社会层面是很脆弱的。

但民间慈善要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接触，不接地气是不行的。那这个事情总得要有人做，我觉得我那时候也56岁了，最合适把这个难题推一下。所以当时李连杰先生邀请，我也觉得应该做。

你如果有社会责任心的话，其实就会对这个事情很焦虑，不是个人的焦虑，是对社会的焦虑。我觉得很有意义。从2005年之后，接触到很多慈善方面的朋友，我希望能当好他们的垫脚石，让他们踩着我的经验往上走。现在看出来这8年，我觉得很有意义。

《公益时报》：汶川地震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之中不少成为了专职公益人，对这批曾共同奋战在一线的人们，您想说点什么吗?

我想说的是，汶川地震救灾已经十年了，整个公益圈，特别是参与汶川救灾的这些朋友们，恐怕都应该再做进一步的提升。

这十年，中国和世界的慈善事业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也应该再上一个大的台阶。这一次不是大灾大难的挑战，而是提升性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学的更多，要求我们要去驾驭一些公益金融、环境科学，与国家政策对接。这就需要我们在应对这些大的社会需求面前，做更多的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我们也才能更快地成长起来。

我对这十年来参与汶川救灾、并依然坚持的人们，特别表示致敬、钦佩。他们是社会组织领域的宝贵财富，所以也要珍惜自己，善于把自己再提升到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