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刘劲/文
2015年，创业创新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力。
我们现代人之所以能过上现代人的生活，都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如果拿走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人们的生活将是极度贫困、劳累、肮脏、饥饿、单调的。有统计发现人类的人均产出在工业革命前两千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提高，所有的经济成果都来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创新：机械化、现代生物和化学、现代信息技术。如果历史有连续性，人类将来的发展也会和过去一样，完全依赖创新。
创新实际上并不神秘，大都是用新的办法解决旧的问题。从古至今，人类的需求，无论是实物还是服务，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古人即使在技术的局限下，仍然能想象、向往在天上飞翔、在水里游弋、居室中而观天下，虽然觉得这些都太困难，但觉得神仙总可以做到。所以现代人过的生活其实并没有超过古人的想象，只不过是古代人认为只有神仙才能有而已。
创新对人类很重要，但对国家来说有时候并不是必需的。当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很远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有时候有所谓的后发优势。后发不见得是优势，但如果有，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习能力。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产品市场、人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可以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从发达国家的学习进程；当发展中国家的学习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的创新速度时，它们之间的差距就会减小，于是我们就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
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际很难无限逼近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当发展中国家足够落后时，发达国家有足够的动机去帮助它们，让它们富起来。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不但能提供发达国家不愿意自己生产的产品——比如劳动力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 ——还可以形成面对发达国家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对发达国家都是利好。然而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有能力和发达国家正面竞争的时候，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时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就会使出各种招数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最简单的方法是严格保护公司和国家的科研机密。其次可以用法律手段：专利保护可以有效地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至少保持在20年左右。最后，发达国家还可以利用先发优势，利用制定规则的方式让发展中国家给自己交租金、贡品，在重重限制下艰难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需创新。所有发展中国家到了中等发达程度时都会感到这当头一棒，在发达国家撤走帮助，故意阻挠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将从高速逼近发达国家陡然转为低速运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创新速度跟不上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发展差异将是无法缩小的。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等都是这种情况。要想在人均经济产出上追上美国，就必需比美国做更多更好更有效的创新。中国与美国的距离要比这些经济体差得更远，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对美国的地位更有威胁性，因此这一天实际已经提前到来。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但远不可以和其它小国在同等发展时期相提并论。因此，中国也已经提前进入了必需创新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创新的需求是被逼出来的。
创新应该怎样做？谁来创新？政府应该怎么办？企业应该怎么办？个人应该怎么办？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需围绕创新的核心：人。创新是人做的，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无论在任何时候，创新者一定是少数群体，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是社会的主流，不会是新东西。创新者不常见，不是所有偏激的人都是成功的创新者；但创新者一定是批判者，他出现时一定是在大家没注意、不同意、仇恨或看不起的犄角旮旯里。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缺乏创新型的人才。教育是个大问题。教育有两种方式，可以是工匠式的，训练学生回答问题。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到位，在世界上基本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另外一种方式是研发式的，培养学生问问题的能力。问问题是创新的开始，如果没有问题答案就无从说起。这方面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基本是个盲点。我们的态度基本是老师只管看学生会不会回答问题，但问问题是学生自己的事。要改善这种情况会很难。因为我们的老师们是系统的产物，他们最擅长的也是回答问题，问问题会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困难、危险的事情。
创新的原动力是对利润的追逐，通过创新，创新者往往最终的目的是盈利。很多人说他是为了改变世界，但落实到实处往往还是盈利和股价。因此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创新带有巨大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失败的，让创新者血本无归。因此创新者一定要事先相信，万一他成功，他可以从他的知识产权里长期获利，而保证长期获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得不到承诺，他的预期的回报就不足以弥补预期的成本，它就不会去投资创新。如果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个结果是大家缺乏创新的积极性，另一个结果是企业在和企业交往和合作的过程中，大家都会藏着掖着，留着一手。这种情况不利于复杂技术的创造。比如大型客运飞机，产业链很长，靠的是成百上千家企业的集成合作，如果大家都担心知识产权在交流的过程中被窃取，自然交易成本会大大提高，从而提高了整体成本，延迟了创新的时间表。
创新也需要资金，而且是愿意冒高风险的投资。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高效的、庞大的资本市场；有了资本市场，做成长型投资的PE机构就有地方退出他们的投资；PE机构的资金支持回头又能激励VC机构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再往下，就是天使投资。反过来，如果没有一个庞大有效的资本市场，整个投资链条就没有了最终的归宿，最后会直接影响到风险最大的天使和VC投资。
每一种创新都会遇到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和传统。既得利益越强大，传统越浓厚，创新就越困难。垄断是创新的天然克星，无论是来自政府的还是来自企业的。由于触及到了自身利益，垄断者有可能试图扼杀创新于摇篮，也有可能通过威胁把创新的成果廉价占为己有。传统的力量也同样强大。创新靠的是科学，但传统－ 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东方的儒释道，还是阿拉伯的伊斯兰 － 都是很多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行为法则。传统和科学之间必然有者持续的、激烈的矛盾。如何调和矛盾，改良传统里反科学的成份是寻求创新的重要考量。
为了鼓励创新，与其用传统来约束社会，不如更多地运用法律。法律的优点是所有的约束都是白字黑字写出来的，不确定性小，因此可以拿来讨论、修改，对其改良可以引入科学的过程。传统的隐蔽性太强，经常会说一套做一套，做为约束条件太宽泛、太不确定。法律也分自上而下的体系和自下而上的体系。前者说“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做的事都不能做”；后者说“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都可以试“。显然，后者对创新是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前者却基本视创新为洪水猛兽。哪一种体系对创新有利，是不是很清楚？
总而言之，过去三十年，我们把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迅速地缩短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可惜的是这个时代过早地过去了，迎接我们的是发达国家的提防、猜疑和正面竞争。所以创新是我们将来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如何为创新提供一个宽松的、包容的的、勇敢的、鼓励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我们将来一百年最重要的发展问题。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