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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睿:慢社交

朱睿 (长江商学院市场学教授,社会创新与品牌中心主任,EMBA项目学术主任)

赵英明(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平台群总裁)

2019年7月30日,美国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提出一项新的法律提案——《降低社交媒体成瘾性技术法案》(The social Media Addict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Act,简称the SMART Act)。该法律提案旨在禁止社交媒体公司利用心理学或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严重阻碍人们的自由选择,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采取措施减轻网络成瘾、心理剥削等类似风险。这里的社交媒体公司包括任何提供在线电子媒介、即时通讯系统,或电子约会服务等的公司,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Twitter。

这是全球首个要求互联网公司限制使用让人上网成瘾技术的法律提案,此前英国、德国、欧盟、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家政府发布的相关法案主要涉及社交媒体的数据监管和内容审核。该法案的提出基于以下发现:很多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社交媒体公司)的商业模式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其平台上,然后进行变现。这就促使一些互联网公司利用人的生理及心理特点来设计他们的平台和服务;通过利用人的这些弱点,导致人们对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瘾,影响人们的自由选择。学术界有很多关于社交媒体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和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增加有显著地关联性。今年7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一项研究,通过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3826名青少年进行长达6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得抑郁症。年轻人会将自己的生活与社交媒体上理想化的形象进行比较,自信心降低。

基于此,该法律提案针对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一系列具体的要求:例如允许用户设置社交媒体平台使用时限;默认设置用户的每日登陆时限为30分钟;提供超时关闭功能和时间提醒功能。该法案一旦通过,它将会禁止社交媒体公司使用让人上瘾的技术,比如YouTube的自动播放和Snapchat的snapsteaks(连续发送快照激励)等长时间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功能。这个法律提案迅速引起了美国主要媒体的关注。

前述法案虽然在美国首次提出,但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隐患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更是如此。在中国,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目前约有10亿人,占总人口的71%,基本从移动端接入,每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57分钟,其中只有24%的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是为了工作。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App功能为微信朋友圈,达87.3%,每天平均有超过7.5亿微信用户阅读朋友圈的发帖。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系列消磨时间的APP。这些APP往往通过攻击人性获取驻留时间,从而达到企业自身的商业目的。这对于大量人群,尤其是自我追求偏低、自我约束偏差的人群,形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社交媒体的初心是希望借用人人互联的技术,建立一个所有人可以参与的互动平台,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降低社交的时间成本。其发展到今天,为人们带来了增进了解、社区建设、自我表达等诸多好处。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尤为凸显。为了引诱人们长时间在线,大部分社交媒体产品通过精心设计,制造强制循环,导致了大量时间的浪费,同时增加了人们独处的时间和对社会的疏离感。当社交产品成为消磨时间并引发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导火索,社会上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也相应出现,比如苹果的两大股东曾写信敦促苹果采取措施,使父母得以限制儿童接触手机,Google前雇员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发起的合理利用时间运动(Time Well Spent)以及如今法案的提出,这些都代表着“慢社交”的未来。

“慢社交”呼吁:在当今快速的社交节奏和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人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社交本身的质量和意义上来。该词承袭了之前的“慢餐”和“慢电视”运动的精神。“慢餐”(slow food)的概念出现于1980年代,与快餐(fast food)相对。当麦当劳连锁快餐店在罗马当地首次出现不久,人们对于这些廉价快捷的食品产生了很多担忧,这样快节奏的消费方式甚至不用离开汽车座位就可以实现,让人很难食之有味。于是,人们发起了慢餐运动,不仅倡导保留当地的饮食文化,更重要的是强调用心享受食物的快乐。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娱乐行业,随着媒体泛娱乐节目的爆炸式增长,2000年初许多电视台推出节奏慢且时间长的“慢电视Slow TV”节目,让人们感受与真实生活同步的时间和空间。 

如何实现慢社交?我们尝试提出几点建议: 

最好的也是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定是让人们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能主动控制,不被碎片化的社交媒体信息霸占自己的生活。但让每个人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是青少年,于是就需要其他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可以人为地限制电子设备,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2018年,笔者对成都市某职业技术学校的400多名学生进行了手机限制的实地试验研究。被随机分配到严格限制组的学生,他们的手机在上学期间不能使用。这些学生,相对于控制组的同学,在开始阶段表现出不满甚至愤怒。但一个星期后,负面情绪明显下降,一个月后数据显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工作投入度,以及睡眠质量都有明显提高。2018年11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一项针对143名在校本科生的研究显示,相对于没有限制使用时间的小组,每天只花10分钟在社交媒体上的大学生在三周后表现出明显下降的抑郁感和孤独感。如今,硅谷精英也在严格限制自己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的屏幕时间,比如苹果公司总裁库克称不会允许他的外甥注册社交媒体。

其次,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欧洲当年针对快餐提出的慢餐概念一样,媒体的倡导,各方面专家的呼吁,都会助推慢社交,并最终推动政府层面的立法。

当然,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公司真正做到商业向善,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已经有一些社交媒体公司开始尝试采取措施减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加入到“慢社交”的运动中。比如Instagram在用户的timeline会显示一个“你都已经看过了”,告知用户其已将2天内别人发布的帖子都浏览过了;Facebook则推出一个查看自己每天在Facebook上花了多少时间的功能,用户还可以设置浏览时限,如果超时会获得提醒;腾讯在其推出的游戏上限制青少年登陆时长等。这些功能的出现固然是好的方向,但效果有待检验。仅仅追踪,限制时长还远远不够,社交媒体的商业向善还意味着真正做到自我约束,把技术用在合理的范围内。

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兼教育学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是蒙台梭利理念的提出者。这个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并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该理念提倡“有边界的自由。”我们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社交媒体公司的技术应用该如此。慢社交对社交媒体公司而言,或许是一个重新思考的契机。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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