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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先天有不足 海南发展需要突破性思维

近两年,国家屡次高调倡导大力发展海南省,把海南定调为国家最大的自贸区、改革开放试验区。此间改革开放政策密集出台,海南省也做了诸多努力,在战略定位、吸引资本、吸引人才上频频出手,积极出动。但目前的收效似乎一般,市场也似乎对海南的改革或多或少持有观望态度,等待政策的进一步明朗。

要发展海南,实际并不容易。海南省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国家授予最多名头但发展效益最少的地方。继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之后,浦东新区之前,海南在1988年就被国家列为特区。但从被列为特区到今天,海南的年化经济总量增长仅与全国基本持平,而深圳、珠海、厦门、浦东(新区)的经济增速都远远地超过了全国平均,其中深圳更是达到了全国的两倍。2008年海南再次被国家定位为国际旅游岛,此后经济增速略高于全国平均,但大致上仍然保持了一致。

近十年海南的经济虽然跟全国同步、有较大幅增幅,但其对房地产的严重依赖说明这种经济增速或发展模式是很难持续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8年海南GDP的35%是房地产,是全国平均的两倍多。而在海南房地产的鼎盛时期,15到17年,房地产在GDP中的占比曾高达45%。更让人担心的是,海南的住房一大半是外省人购买,空置率奇高,据统计旅游淡季时空置率达到80%以上,而旺季时也只有60%左右。

如何打破海南这种对房地产的畸形依赖,同时发现新的增长点,是海南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海南的发展实际有其天生的硬伤:作为我国的边陲地区,海南与大陆隔海相望,与经济发达地区路途遥远,必须通过航空或海运才能到达,交通非常不便。因此即使中央给了海南特区政策,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经济发展也会很困难。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区域要发展经济无非靠两种方式:内生型增长和引进型增长。内生型增长靠的是原有的自然禀赋和人才资源,起到能动作用的是政府的积极政策和民间的热情参与。这种增长在长期是重要的因素,但在短期很难带来高的增速。引进型增长靠的是吸引域外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只有引进型的增长才可能是高速甚至是超高速的:通过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产业可以做到跨越式增长,大幅提升产业品质;在资本和技术引进的同时,会吸引人口的流入,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流入,这样会根本地改变本地的人才结构,从而大幅增加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改革可以看成是内生型增长的政策表达,开放实际是引进型增长的代名词。外来的东西,像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人才,对我国40年的增长奇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海南的中等速度相比,深圳之所以能以全国两倍的速度增长和它的地理位置有着及其重要的关系。由于与香港接壤,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变成了香港低端制造业转移的最方便的承载地域。港商把企业从香港挪到深圳只是在本地搬个家,总部可以留在香港,工厂可以搬到深圳,企业主早上去深圳工作,晚上就可以回香港吃饭、睡觉。交易成本非常低廉。深圳生产的产品可以只要短途运输就可以运到香港然后再销往世界各地。从1986年到1996年,深圳利用的外资中港资占到了60%,而同时期香港的制造业数量下降了50%以上,这是产业转移所致。而在深圳之外,其它特区的境遇就很不一样了。外资的供给是有限的,特区间的竞争自然产生所谓头部效应:像深圳这样最有吸引力的城市获得了超大份额的外资,而像海南这样排在底端的地域,虽然也有政策优势,却很难产生真正的吸引力。同样的道理,厦门做特区能吸引台资,而汕头,因为有了深圳、珠海,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浦东很容易发展金融,因为上海本就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天津滨海,由于远离北方的金融中心北京,并没有发展金融独特优势。总体看来,如果特区只有政策而没有地理优势,虽然也可以产生一些引进效应,但那效应往往是短暂的:很多公司来注册,为了获得政策红利,但没有人才的进入,没有实质的运营,所以长期没有持续力。

所以,海南的发展瓶颈在于它的地理劣势,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上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农业有一定优势,但产生的附加值有限。海南的比较优势在于旅游资源,所以发展旅游业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有人说,海南之于中国就像夏威夷之于美国。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夏威夷自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旅游业高速增长,已经变成了它最重要的产业。和海南相似,夏威夷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在工业和旅游之外的服务业方面并没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也没有很大的发展。今天,夏威夷已经是一个人均GDP六万美金的高收入地区,海南是否也能依法炮制带来同样的增长前景?仔细比较后,我们发现海南的旅游资源质量实际远不如夏威夷。虽然都是热带气候,夏威夷比海南纬度更北一些,一年四季气候非常怡人,旅游收入季节性不明显,而海南全年有将近五个月的气候非常炎热,不适于进行户外活动。这种气候上的区别使海南的旅游有很强的季节性,像三亚,淡季时酒店的入住率只有60%左右,而旺季时能达到85%。前面讲到,即使是居民住宅,淡季和旺季入住率区别也有20%。这种大起大伏的候鸟式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由于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需要空转,海南的旅游业比夏威夷的全天候运转效率就差了很多。这是一。

第二,海南虽然土地面积是夏威夷的两倍,但由于人口是夏威夷的七倍,因此人均旅游资源要比夏威夷匮乏很多。即使海南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均资源的匮乏,海南最终的发展很难达到夏威夷的发展水平。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海南的发展实际是困难重重。最近十年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对旅游地产的超前消费,没有持续性。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工业、服务业都没有比较优势,海南只能发展旅游业。但旅游业又因为强季节性,效率非常低下。因此,解决海南的发展问题需要同时解决海南的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带来的两大难题。如果解决不了,海南就只能以全国同步、甚至更低的速度发展。如果想在发展上大幅提速,就必须在发展模式上有突破性创新。前面讲到,高增长的区域发展模式必须是引进型的,而引进型发展模式是吸引资本和人才。那么,海南发展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运用政策的调整,让资本和人才可以看淡海南的位置缺陷,而且愿意一年四季全天候地在海南工作、生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简单地给海南一些优惠的财税政策很难起到明显的作用。如果海南和其它特区或新区有同样的政策,资本自然会寻找距离最近、交通最方便的地方,海南很难排的上号。如果海南有比其他地方更优惠的政策,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引进型增长的零和效应:由于市场的一体化,引进新产业实际往往是产业转移,只是企业把产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此类的转移都在国内产生,从全国总体上来看,效果就是零。因此,只有两种情况的引进型发展是总体加分的:一种是某个区域的发展有国家战略意义,把国内资源集中到这里是为了实现这种战略意图;另一种是参与国际竞争,从国外引进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海南的发展,应该对标的模式不是深圳、厦门或者浦东,而是香港和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是都是世界与中国大陆接轨的桥梁。运用自由资本流动、自由人才流动、自由贸易流动,低所得税,香港和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企业和金融机构把它们的亚太总部放到那里安家,从而能享受到国际一流的资本、技术和人才。 而这些跨国企业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目的是中国大陆的业务和市场。香港、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是唇齿相依:这两个城市给中国带来了世界,同时中国的发展又是这两个城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

但中国实际上需要更多的与世界接轨的桥梁。新加坡虽然好,但是另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国家利益;香港对大陆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其社会最近半年的动乱也证明其窗口功能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海南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它拥有了成为另一个桥梁独一无二的条件。新加坡是两国两制, 香港是一国两制,如果海南也变成桥梁,显然是一国一制,在制度安排上是一个重大的补充。

海南如何才能变成世界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桥梁?核心的内容是与世界的无缝对接: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海南应该有与世界完全自由的资本流动,人才流动,贸易流动;为了吸引资本和人才,应该把资本利得设为零,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设为15%左右。有人会问,如果这样,如何解决海南独特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其实很简单,由于海南与大陆隔海相望,很容易在海南和大陆之间设一道海关,把海南与大陆之间的人、财、物的流动监管起来。所以,如果实现这样的改革,海南最大的缺陷 – 与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 – 就能转变成海南最大的制度优势。

与香港、新加坡相比,海南的发展还相当落后,是先天不足的。即使有这样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思维,海南也很难在短时间赶上香港和新加坡。但海南相对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一国一制的政策优势,相对低得多的地价和其它要素价格使它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独特性和潜力。这样对海南突破性地改革开放会从根本上解决海南的地理和气候局限带来的经济发展瓶颈。更重要的是,一个与世界无缝对接的海南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国策、人民币国际化、深化改革开放的尝试都会起到无法替代的、非常积极的作用。

文章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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