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42岁。这一年，我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放弃一家上市公司CEO职位，脱产考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攻读博士。
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为何要选择重回校园？一开始，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无法理解。但我知道，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此前20多年，我一直在机械制造行业摸爬滚打，从中资企业到外资企业，从中层到高管，多多少少算是小有成就。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未来的前景可以预想到。但在 5 年前，我开始对人生有了另一种感悟—我希望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面对自己的后半生。后来，我逐渐发觉，全身心地投入人文科学的研究，对我可能有更大的人生价值。所以，在不惑之年，我决定换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也非常符合我个人的意愿。
有人问我，三五年后读完博士是否会重回商界，抑或投身学界？对此，我只想用《论语》中孔子的一句话来回答：“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不愿把今后的学习看作是一种功利行为，而更愿意视为丰富生命内涵的一份努力。我学习的过程与今后的发展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充实和丰盈。这样，我想做其他事情时，即使达不到游刃有余，至少也可以更少地犯错误。
回顾 20 多年的职场生涯，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做事比较认真、追求完美的人。在最忙碌的那段岁月里，我曾经一年写下几万封邮件，平均每天坐一次飞机……在承受了巨大压力的同时，也收获了事业的成功。比如为曾经工作过的德国企业在中国创办了三家独资或者合资工厂。也为上市企业进行了几次成功的融资和兼并收购。然而，在我效力的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我经常也面临着不同价值观和管理方式的冲突和挑战，这迫使我不断思考—该如何形成一个比较有向心力的企业文化？于是，我尝试从商业之外看商业。我喜欢阅读，当我在阅读中国传统文化时，我感觉，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是全球的，而在我看来经营企业和做学问是相通的。
关于我中年求学，也听到了不少不理解或者阻挠的声音。我的一些中学、大学同学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没落，没有价值，对此我不敢苟同。我父母一开始也不是很理解我的决定，二老舍不得我这么大年纪还去吃这个苦，还好我夫人一直坚定地在我身边支持我。在公司同事中，我与上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和同事们深谈了很久，大家逐渐理解了我的选择，也祝福我的人生可以由此更加精彩。
到今年的春天，我入学半载有余。这半年收获颇丰，感慨颇多。如果说刚入学还一点自负的感觉，随着学习的深入，越学反而越谦虚了。另外，我也参加了不少学术界的活动，比如陪同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去雅典申办成功了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是一场被称为“思想界的奥运会”，每五年举办一次。能够亲身参与申办，参加激烈的辩论和投票，我感觉非常荣幸。我想，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也亟需要对人文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我们学习西方的启蒙还没有成功，但是对启蒙的反思又势在必行，我们的传统已经支离破碎成了个人的心灵积习，而反传统又已经形成了百年的传统，这四股潮流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和日常生活。
相比过去做“空中飞人”的企业高管，如今做学生的我感觉每一天虽简单，但充实。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晨诵，上午偶尔参加一些学校的社团活动，然后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泡在图书馆里，下午和晚上一般还各有三个小时的课。当然，除了上课，还需要看大量的书。北大的学生都很聪明、自信和刻苦，他们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当然，我也给了他们不少正能量。经过半年的勤学、审问、慎思和明辨，逐步得到了北大的老师和同学的接受，并且融入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我的生活模式跟周围的年轻大学生朋友们一样。学习虽然辛苦，但也过得单纯，感觉每天时间过得飞快。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有时候我的手机可以安静地休眠一天。在写期末论文的时候，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篇论文做得最辛苦的时候，参考了七十多本书，加了上百个脚注。
现在也有一些朋友想“效仿”我脱产求学。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跟自己的性情相契合，不要勉强自己。每个人阅历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符合自己的性情、爱好和人生追求是最重要的。当然，说到学习方法，我还不敢贸然为师。不过，我有一些对做学问的心得体会：继绝学有不同的继法，皓首穷经、千古传灯，是一种继法，比如朱熹；经济天下、解民倒悬，也是一种继法，比如陶朱公、范文正。但以绝学为身心性命之学，而非口耳腾说之学甚至欺世盗名之学，则一也。其要，在一个“诚”字。
最后，我用王阳明的八个字与长江校友们共勉 —“立志、勤学、择善、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