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公立医院的数量正在以每年16% 的惊人速度增长，但很少有民营医院能获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竞争地位。
“中国大陆当前的状况很像三四年前的台湾，台湾过去大部分都是公立医院，不过现在倒过来了，70% 多都是私立医院，30% 是公立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简称亚心医院)总经理叶红说。
她认为，中国大陆的医疗市场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民营医院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不过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艰难。
“尽管现在民营医院的数量在增加，但是民营医院真正拥有的医疗资源和实际提供的医疗服务占比仍然非常小。”叶红说。
2009 年国务院启动了新一轮医改，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医疗费用，解决一直被诟病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5年来，在医改系列政策推动下，民营医院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目前已达到了1 万多所，占全国医院总数的47%，几乎和公立医院平分天下。
不过与此同时， 与庞大的医院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医院的实力仍然弱小。数据显示，民营医院在门诊量、服务量包括医疗技术人员上还只占总量的10%，实际发挥作用十分有限。
在叶红看来，虽然鼓励民营医院的政策出台很多，但民营医院要想与公立医院一样在全国的医疗体系中发挥作用，仍要突破重重“玻璃门”。
目前庞大繁冗的公立医院体系仍是中国主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控制着大部分医疗资源。虽然民营医院的准入在逐步放开，与旧有体制挂钩的如人力资源、医疗保险和科研机会与经费等，仍难以惠及民营医院，这些在实质上阻碍着民营医院的壮大。
初现“鲶鱼效应”
亚心医院是一家大规模非营利性质的专科民营医院，在全国心脏病手术量排名中位居第三名。亚心的成功，在叶红看来，是民营医院也可以为社会提供优质而价廉的医疗服务的真实例证。
民营医院大多以专科起家，不过以心脏病这种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专科作为主要业务的医院，并不多见。从1995年开始，伴随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更高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增长率，从而也带来了对心脏病诊疗的巨大需求。
1999 年，亚心医院成立。当时湖北省心外科年手术量不足800 例，这对于6000 万人口的湖北省来说远远不够，许多患者需要去北京、上海求治。亚心不仅看到了湖北省的需求，还看到了湖北辐射中南5 省2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不过，真正让亚心医院壮大的是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的2005 年以后，尤其是在新一轮的医疗改革启动之后。叶红说，“近7-8 年民营医院的扩张，原因就在于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力。”
叶红介绍，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新医改之前，政府的医疗资金投入主要是在公立医疗机构，很多人口并未覆盖在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因此很多人都没有钱看病。而新医改确定了政府对需求方的投入，通过扩大医保和新农合范围，减轻人们看病的负担。同时，一些民营医院获准拥有医保定点资格，成为了一些患者的新选择，这为民营医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亚心医院所面向的不仅仅是高端，也服务于中低端的医疗消费，亚心约40%的患者都是来自农村、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叶红说。
也就是在这几年时间，这项政策让很多民营医院发展壮大起来。“现在，亚心医院的心脏外科手术数量位居全国的前三位，心脏介入也是全国的前十位，手术占湖北地区约40%，这种排名已经持续了将近9 年。”叶红说。
正如医改所提出的目标：通过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实现提升服务和降低成本。叶红认为，从亚心医院的经历来看，民营医院的参与确实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由于民营企业从市场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会置患者的需求为第一位，会在保证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节约成本，不仅节约患者的成本，也包括企业的成本。
“1999 年做一个简单的心脏手术差不多需要2 万到3 万元，当时我们把费用降低到1.8 万到1.5 万之间，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2 岁以上的全部3 万元，2 岁以下的也就是在1.5 万到2 万元之间。”叶红说。“在这个过程中，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也逐渐降低，并使区域的治疗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升。”
有形无形“玻璃门”
不过，民营医院的前景虽好，道路却艰难。“国家制定的政策都很好，但是落实很难到位。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玻璃门打开。”叶红说。
在她看来，医疗资源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没有好的医生，就没有好的服务，也就不是好的医院。但对于这样一个核心的医疗资源，目前却仍然难以在公立民营医院间真正地自由流动。
目前，很多民营医院的人才结构是“一老一少”，不是刚退休的老专家，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年富力强的“中生代”。即便是退休的医生，也很难被吸引到民营医院来。
杭州艾玛妇产医院行政院长于鲲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民营医院最常用的方法是聘用公立医院的退休医生。但公立医院优秀的医生退休后，会被原医院返聘。好的妇产科医生，现在基本要到65 岁至70 岁才能真正退休，这更挤占了民营医院可以利用的有限的人才资源。”
在当下的政策中，虽然鼓励医生多点行医，并明确了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技术职称考评、科研课题招标及成果鉴定、临床重点学科建设、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等方面，享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玻璃门”。
事实上，“公立医院的人才很难出来。”叶红说。“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体制内外的养老待遇不一样，体制内外的学术地位也不一样。医生不仅仅需要有很好的收入，也需要一个事业平台，需要学术地位，还要有科研基金支持，而从各个方面来说，体制内和体制外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要让体制内的医生到民营企业来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叶红说。
很多民营医院为此付出了更高的人力成本。温州同济医院也是一家民营医院，据院方透露，该院每年的人力资源成本在逐年增加，甚至占到了整个运作成本近一半的比例。此外，在租金、设备更新、技术改进、环境改善等多方面还要支付大额经费，巨额成本让其自2005 年成立以来，仍处于亏损状态。
除了人才瓶颈，相对较高的准入门槛、复杂的审批制度是社会资本进入民营医院的又一难关。另外，公立医院享有土地划拨权，民营医院按政策也可享受土地划拨权，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如按市场价或有偿出让购地，两者价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正是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障碍，造成了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隐性不平等竞争地位。这让中央自2009 年以来提出的医疗改革目标—让多数人拥有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支付更低廉的医疗费用—难以真正落实。
扫除障碍需更大政策力
“让民营医院快速长个子，要进一步推开三重玻璃门：人才瓶颈、学术歧视、公立医院扩张对医疗市场的挤占。”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会长、南京同仁医院院长朱正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如果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人才引进等方面真正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预计社会资本办医空间将大幅提升。”
当然，来自中央的政策也希望能逐步扫除这些障碍。在2013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打破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的“玻璃门”，针对人才瓶颈、审批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措施。
如“深化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推动医务人员保障社会化管理，逐步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探索公立医疗机构与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各地政府要做好为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提供职称评聘、户口迁移、劳动关系衔接、社保关系转移等人事代理服务”。
审批制度方面，提出“将民营医疗机构设置审批权限下放至市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香港、澳门、台湾医疗服务提供者在浙江设立独资医院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设置医疗机构按规定程序审批”。
用地方面，“扩大健康服务业用地供给;对连续经营1 年以上、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健康服务项目可按划拨土地办理用地手续;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手续”。
最有力的莫过于2013 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一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等给医疗健康服务带来巨大需求，这些看上去都在为民营医院成长提供适宜的土壤。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预计到2020 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 万亿元以上;而波士顿咨询发布的《投资中国医疗服务行业》报告显示，到2015 年，私立医院年均患者增长率会高达32%，比2011 年多出4亿年诊疗人次。
在乐观的预期之下，资本进入民营医院激增。不过，政策是真正改善民营医院的生存环境，还是仅止于看上去很美，还要看根植于社会思维模式和法规体系中的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能否真正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