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人类经济史实际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这需要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来支持。如何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和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的十四大已经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找到突破口，出现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十四大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同时微型企业大量涌现。这种平衡加上入世效应，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但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为防止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政府果断出台 4 万亿元投资拉动方案。可在实施中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导致国企大扩张，扩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领域，大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的作用则受到严重制约，导致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失衡。
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在争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有人大力提倡国企的“私有化”；另外则相反，提出把国有企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挂钩，相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过，在争论背后是不同的利益之分。而从长远看，很难回避国有企业的改革。
改革目的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那么，如何改革？这次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强调十四大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会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决定性”作用，就是要避免出现政府随意进入市场领域，取代市场。
同时，这一表述也明确了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在这里，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用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企业，都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都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就企业来说，所有权并不是根本，竞争更为重要。
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通过对非国有企业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它们壮大起来，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用财政金融改革 支持中小企业
要扶持非国有企业，政府能够做什么？过去主要是分权，当时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企业很大的财政支持。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在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企业。就是说，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它们的创新创造制度条件。
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大多数技术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企业越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但更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低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花大力支持中小型企业，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
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来赋权企业的体制创新。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有两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竞争更是谈不上，其巨额利润是垄断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金融业必须向民间开放，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收效甚微。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一直存在着，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效率。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根据郑永年在“中浦—长江2013高层 讲坛”演讲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