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12月，中国站到了历史拐点，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经历 35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来到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深刻的战略转变。
即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比之前慢1/3 ( 即年均 6.6%，过去 30 年为 9.9%)，中国仍将在2030年前的某个时刻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迈过这一里程碑意味着中国将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一代半人的时间内跨过低收入社会和高收入社会之间的鸿沟。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国能否仍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对此，世行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中国能从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转向新政策，以应对未来不同的挑战。对此，世
行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国企改革应继续深化
中国要想取得生产效益和提高创新能力，巩固更快的成长势头，至 2030 年前以下路径非常关键—必须通过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包括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企业，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政府在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行业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中国金融部门国际化建立可信基础。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最后，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保护农民权益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以遏制城区的过度扩展，降低地方政府对与土地相关收入的依赖。
另外，要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未来的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
创造人人均等的环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如果不做好准备，弱势群体所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中国政府应在就业、融资、高质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20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改进税收结构的效率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如果财政领域没有进行适当改革，新战略所需的许多其他改革将难以推进。
建立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过去
30年，中国从融入全球经济中获益良多。面对当前经济形势，中国不可能再置身事外，而要承担起全球经济复苏的责任。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今后 20 年中国将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还将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中国应在区域贸易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而且，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正在步入一个风险增大的时期，中国自身也处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的过程，其中出现的诸多风险、冲击与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应对。而中国应当牢牢把握的原则是，应对短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有利于而非阻碍实现长期改革目标。
（根据罗兰德在长江商学院 DBA 项目 开学仪式上的演讲以及世界银行《中国 2030》报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