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已经过去，虽然还没有官方的消息予以确认，但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同比增速超过5%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对全球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样的成绩足可让所有国人自豪。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宏观经济的优异表现与微观经济存在一定的“温差”。物价水平出现下滑，房地产市场低迷，相当多的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一部分人出现了就业困难，就连一些地方政府都出现了资金紧张的状况。
中国经济的成绩不容否认，而我们遇到的诸多困难也是切肤真实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笔者认为，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在最近这两年出现了恶化，由此出现了GDP仍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居民收入却并未同步增长的现象。
居民的收入增长偏慢，消费能力就会变弱，内需下滑，物价低迷，就业状况疲软，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深度和广度变得非常有限，大家对经济的感受自然不会像GDP增速所表现出来的那般积极和正面。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对当前经济存在问题的一些描述。换句话说，就是疾病的外部症状。真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探究病因，并对因下药，方可药到病除，而要怎么做就是笔者想在本文中阐述的核心问题。
产能过剩是活跃在中国经济语汇中的一个重要名词，其含义十分简单，就是产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由此导致产品价格低迷，相关企业经营困难，就业矛盾突出。
既然产能是供大于求的，那我们有三种方法来应对这一局面。
第一，减少供给，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去产能，其本质含义就是采取措施降低产出；
第二，增大需求。假设供给不变，那么扩大需求是可以消化过剩产能的；
第三，在减少供给的同时增大需求。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产能过剩是市场没有出清的一种表现。市场出清就是供需平衡，生产出来的东西和需要消费的东西正好相等。从产能过剩走向供需平衡需要对资源重新配置，我们希望这种配置的结果会提高生产效率，但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先来谈一个话题，我们经常说钢铁、煤化工和水泥等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但从来没有人说餐饮业存在产能过剩，这是为什么？餐馆满大街都是，竞争非常激烈，这似乎应该是中国产能最为过剩的行业，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餐饮业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业。
在市场中，每家餐馆对价格的影响都非常有限，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商家为了招徕顾客，不断改良菜品，改进店内装饰，玩各种吸引顾客的噱头，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寻找合适的开店位置，等等。总之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
当某家餐馆在竞争中胜出，其将获得更多的利润，也有条件去扩张自己的业务。当某家餐馆在竞争中失败，其业务会撤出市场或者被那些更有竞争力的商家所兼并。每天都有无数的餐馆成立，也有无数的餐馆倒闭。在这个过程中，餐饮行业优胜劣汰，始终在动态上大体保持着出清的状况，因此自然不会有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餐饮行业的经营效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日益提高，越来越好地满足了民众的就餐需求。
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产能过剩的行业经常是那些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或者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的行业，例如钢铁业。
为了本地的经济和税收增长，地方政府倾向于使用土地和信贷等多种资源来制造更多的产能，而非根据市场状况调节供需。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考核经常是以资产和收入为指标，因此国有企业也倾向于发展更多的产能，而非更多关注利润。
这造成了两个后果：
●一是旧的产能不去，新的产能又来，结果产能过剩；
●二是市场竞争没有办法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大量本应被清理的产能和僵尸企业继续维持生产，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降低了行业的整体效率。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包括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史，都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市场经济是提升效率、创造财富的最好体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声明中国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约束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为，不要让“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去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那么产能过剩的现象将大为缓解，甚至大面积减少，经营效率则会大幅提升。
上文已述，产能过剩的问题有三种方式去协调，对供给端而言，市场化是目前公认的最佳方式，但需求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经济增长是有周期性变化的，我们希望可以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这种波动，增加民众的福祉。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向好，但局部一些地方出现了疲弱，甚至非常疲弱的状态，这对经济运行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行业，没有之一。有观点认为，假如计入上下游的诸多产业，那么广义上的房地产业占中国GDP的比例将高达30%。
现在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大面积的危机，例如恒大集团就出现了严重的资不抵债。去年底，甚至连一向经营比较稳健的万科和龙湖都受到了市场的冲击，由此可见这次开发商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开发商拖欠了大量的供应商货款，将大量的金融机构、甚至自然人的资金置于危险之中，金融风险不可小觑。
与此同时，由于房价地价下滑以及开发商自身麻烦缠身，因此开发商买地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地方政府能从土地中得到的收入也大幅下滑。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很多融资都是用土地做抵押物的，因此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近日中植集团爆雷就与此有关。
除此以外，房价下滑还通过财富效应给居民的消费带来了压力。过去房价上涨的时候，买房人觉得自己的净资产在不断增加，因此更倾向于消费，而非储蓄。现在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了，买房人开始为不确定的经济形势积累储蓄，甚至提前还贷，这都限制了买房者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
现在房地产陷入了危机之中，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要应对这样的风险，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巨大资源的机构，而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央行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拥有创造货币的权力，这意味着只要不引发通胀，那么央行就可以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流动性来拯救整个经济。如果未来有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公司或金融公司出问题，那么央行第一时间的介入将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2023年3月美联储对硅谷银行的直接干预，当时美联储的介入有效阻止了硅谷银行风险的扩散。
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体量大，产业齐备，进出口业务发达，有足够的转圜余地，所以具备较高的风险防范能力，但若想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系列的结构改革措施。
结构改革针对的是结构问题，那么中国的结构问题有哪些呢？中国的结构问题很多，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居民消费率太低。居民消费率太低导致我们必须依赖国内投资和境外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我们的产能，但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步入低迷，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
另外，在地缘政治等因素的作用下，外贸也遇到了难题。可以说，过去我们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已经无法再持续了。
实际上，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建议已经至少谈了20年，过去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改革，但一直都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推进。现在时不我待，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依靠居民消费，才能享受由此带来的高质量增长。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居民的消费需求呢？笔者认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可以采取：
第一，降低监管的社会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关于增加居民收入的建议很多，但笔者认为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全社会承受的监管合规成本。监管在很多领域都是必要的，但监管本身是有代价的，这些代价一般会体现在企业为了满足合规要求，缩减投资和招工规模，消费者面对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而减少消费，等等。
因此降低监管的社会成本就显得非常重要。以治污为例，我们可以硬性要求所有企业都降低污染，也可以构建一个排污权交易市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排污权交易是成本更低的治污方案。在达到监管目标的前提下，监管成本越低，监管对包括投资、招工、生产、物流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就越小，这样老百姓就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就业机会，能赚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所需要的消费品。
第二，夯实社保，尤其是医保，有效降低居民为支付未来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而准备的预防性储蓄，把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在消费上。
在医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逆向选择。保险很忌讳的一点就是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意味着有病的人更愿意购买医保，而没病的人则不愿意购买医保。
假如按照自愿的原则来投保，那么医保就会因为逆向选择而变得很贵，甚至难以维持商业化运营。而全民强制医保是解决逆向选择的一个有效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有着当仁不让的职责，这方面政府一定不能犹疑不定。
环顾全球，大的经济体都是以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为核心驱动力来发展经济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还有潜力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居民收入和优化经济结构。在供需两端的共同改革之下，先立后破，逐渐让中国经济这艘巨舰转弯，驶向更为辽阔的大海。
文章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