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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云奎教授《新民周刊》专访:假帐并不都是会计惹的祸

发布时间:2002年07月18日

记者:安达信、银广夏、蓝田事件后,近日又传来世通公司、毕马威也在作假帐,请您谈一谈看法。

薛云奎:治理假帐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因为假帐不仅在中国有、在美国有、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只要假帐可以为做假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假帐就很难被消灭。

说它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是因为假帐在过去有、现在有、在将来还会出现。只要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中还有创新,还有不确定性与风险,假帐就很难被治理。

会计只是对经济交易结果的计量和反映,如果经济交易本身是真实的、公平的、可客观计量的,那么,会计反映的结果自然也就容易做到真实、公平与客观。如果经济交易本身就是虚假的,而要会计做到真实,显然有点强会计所难。即使经济交易本身并不虚假,但如果经济交易安排的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经济交易的结果是好是坏在经济交易发生时并不那么肯定和确知,会计也是很难做到真实和准确的。会计在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按照即有标准和规范,充分披露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以留给信息使用者自己去做判断。

然而,会计要充分披露信息有时也会面临两难,因为充分披露就有可能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如果把一家企业的商业秘密尽晓于天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无异于把这家企业推上了绝路,这又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所极不情愿看到的局面。所以,最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就是把该披露的充分披露,把不该披露的保留起来。但何谓“该”与“不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对投资者来说,你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信任会计师的判断。如果没有了这种信任,证券市场这台大机器就没有办法转起来了。

记者:为什么做假帐,尤其是上市公司作假帐的问题如此频繁、突出,有什么原因吗?

薛云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利益的驱动。由于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机制还不是那么健全和完善,所以,这种利益驱动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经济上的考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纯粹商业行为一致。做假者会去权衡假帐所能够带来的收入和成本。假帐的收入可以有多种来源渠道,最直接和最典型的收入就是直接从公司偷钱,如贪污、盗窃,这通常会是个人行为。通过修改或隐瞒公司公费收入,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在我们国家,由于体制的原因,也有很多从公司偷钱的行为属集团行为。如上市公司背后的集团公司或大股东为达到从上市公司偷钱的目的,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操纵公司帐目与信息披露,只是手法变得越来越高明。例如,借钱不还,或者是向上市公司赊帐,或者是通过资产置换或重组,实施不等价交易等等,实难一一列举。

其次是从国库偷钱。如偷逃国家税款,因为税款通常与收入的多少相联系,通过隐瞒收入或增加成本来达到少交税款的目的。

再次,就是通过虚假信息披露操纵证券市场股价,达到从市场上赚取超额收益的目的。

最后,就是利用虚假会计信息陈述,达到从银行或从其他可能的信贷者手中骗钱的目的。

而假帐的成本则主要来自监管,或者说做假被发现的可能性,以及被发现后做假者所可能受到处罚的严厉程度。从理论上来说,监管越严假帐会越少。但事实上,由于监管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所以,应该监管到一个什么度,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而且,处罚的标准和方式也不尽一致。更为困难的是,由于经济活动中交易的不断创新,致使假与非假有时很难被恰当认定。加之我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本身并不完善,使得很多交易信息的披露往往介于真与假之间,更进一步增加了认定的难度。这就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造假。

政治上的考虑主要基于我国传统的激励制度安排。由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并不完全基于经济上的利益,还有政治上的利益,如表扬与提拨。而且,这些利益还往往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绩联系在一起。所以,当造假与政治纠合在一起的时候,造假自然也就与监管纠合在了一起,从而增加了假帐监管的难度,降低了做假的成本与风险。这就造就了许多胆大妄为者的“胡作非为”。

记者:假帐,尤其是上市公司作假帐会带来什么危害?

薛云奎:很直观地理解,上市公司做假所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动摇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和交易活性。如果证券市场上的投资人知道上市公司在向他骗钱,他还会甘心买股票向上市公司投资吗?如果大家都不向上市公司投资,公司又如何通过上市来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呢?

如果上市公司股东知道有人正在从上市公司偷钱,他还会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吗?如果政府知道上市公司在利用虚假会计信息偷逃税款,政府税务机关还会信任公司的帐目和报表来征税吗?如果银行知道公司提供的报表都是假的,他还会借钱给企业吗?如果大家都互不相信,市场经济体系也就难以为继了。

记者:有人说,会计事务所不做假帐就没有饭吃,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会计事务所到底和上市公司是什么样的关系?

 薛云奎:市场上确有这种说法,而且,在会计师行业内也有人这么说。但这里恐怕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做假帐与会计师事务所其实并无直接联系。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负责公司帐目,它只是对公司所提供帐目发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意见。这种独立审计意见就是告诉公司报表的使用人,公司所提供的报表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如果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所提供的虚假会计报表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毫无保留的认为公司提供的虚假会计报表完全值得你们信任,那么,我们只能说注册会计师的意见不值得信任,不能说注册会计师做假帐。既然这个注册会计师不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换一个值得信任的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如果值得你信任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也被公司所收买,那我们就需要认真思考究竟我们这个审计制度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而不是随意就打注册会计师的“板子”,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记者:又有说法,作假是上市公司已经搞好的,而会计事务所并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只是审计的时候没有发现而已,对此,有很多会计师大叫冤枉,你怎么看?

薛云奎:如果上市公司做假而没有被注册会计师所发现,通常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注册会计师由于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的局限,没有严格遵循会计与审计专业规范标准。另一种情形就是公司做假的手段太高明,超越了当前会计与审计专业规范的约定。这两种情形下的喊冤也许都情有可原。但如果注册会计师甘心被收买,明知有假还说值得信任,那么,这种喊冤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了,这显然就是注册会计师的道德出了问题。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思考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会被收买?究竟是制度的陷阱,使注册会计师难以坚持道德,还是注册会计师本身就道德很差、意志薄弱。如果仅仅是道德的原因,这类注册会计师就成了害群之马,应该严惩不贷。

记者:中天勤被处罚的时候也说会计师成了替罪羊,但是中天勤里面有众多的注册会计师,难道上市公司作假就这么难发现?这很容易让人怀疑注册会计师的水准。

薛云奎:由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历程比较短,素质不高、经验不够是不争的事实。但上述说法也不完全成立。中天勤有众多的注册会计师,其中确实不乏水平高的会计师,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审计项目而言,并不是所有注册会计师都会参与。

一般来说,事务所内部对审计流程的管理都是实行的项目制。某一个或几个注册会计师负责某一个项目,这要视项目的工作量大小而定。因此,我们不能说某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就一棍子打倒一大片。既不能因为银广厦出了问题,就说中天勤的所有注册会计师都有问题,也不能因为中天勤出了问题,就说全中国所有的注册会计师都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目前我们的监管与处罚规则有“毛病”。不能因为某一家客户出了点问题就打倒一间事务所。如果总是这样,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永远也长不“大”了。

当然,事务所也需要检讨你的项目流程管理是否够科学、够合理。如果你的流程管理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虚假没有被发现呢?客观地说,由于我们许许多多事务所发展的历程都还不长,再加之多次的合并、分离,自然需要一个不断的磨合和总结经验的过程,内部流程管理上亟待规范。因此,监管机构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予以不断规范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人无完人、事无完事,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才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唯物主义辩证观。

记者:会计事务所频频卷入作假风波,这是不是和会计体系、监督体系有关联?

薛云奎:当然有关系。会计并不是一种精确的计量。由于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经济交易或事项或多或少的都会包含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注册会计师运用一系列的专业标准来加以综合判断。利用既有的标准和既有的案例来判断,注册会计师的风险相对较小。如果要用既有的标准来判断完全创新的交易或事项,注册会计师往往会面临较大的职业风险。由于我们国家这几年市场经济发展特别快,这是好事。但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创新交易和事项也层出不穷。所以,我国注册会计师面临的职业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应当说,最近证券市场上的几宗大案无一不与这些创新活动有关联。

从全球范围来看,会计职业是一门古老的职业,过去50年,会计专业体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我们的经济生活由于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在企业值钱的财产在当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如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而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专有技术、专利权、商标、商誉以及企业人才等,在当今对企业来说已变成是生死攸关。但经济生活中的这种微妙变化却并没有引起会计体系的相应变化,会计至今仍不知道如何准确、客观地来计量这些无形的资产。但企业商业失败却又通常与这些资产相关联。这就致使很多会计师不能从财务专业的角度来提前预告企业经营之风险。加之在新技术推动下的金融领域中的诸多创新工具,更进一步增加了会计师衡量公司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难度,从而使会计师行业置身于一种高风险的行业。最近在美国出现的几宗大的假帐案,无一不与这些因素相关联。

记者:会计作假有什么危害,会计的职业道德能谈一谈吗?

薛云奎:衡量假与非假,制度建设是关键。道德只是在制度无法弥补缺陷的情形下起到部分修正作用。如果说注册会计师发表虚假审计意见有被收买的嫌疑,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审计制度安排是否有缺陷。我个人觉得在当前审计制度的安排中,由于公司法人治理普遍缺失,在国内如此,在美国亦不例外,公司被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严重,这是导致注册会计师容易被收买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一制度缺陷无法弥补,那么,仅有注册会计师的道德来修正制度缺陷显然不够。这既需要有被收买者的道德,而且更需要有收买者的道德。所以,诚信教育应该是全民的。当然注册会计师自身的职业道德教育更为重要。

记者:能否就具体案例谈一谈会计事务所或者上市公司作假帐的一般手法、流程?

薛云奎: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其一,会计报表的一般使用人,也就是普通投资大众并非都是会计专业人士出身,了解与不了解公司是如何做假的,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只要知道结果值得信任与不值得信任就好了。所以,普通投资者重要的是要读懂注册会计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所提供会计报表所发表的独立审计意见通常分为四种类型:标准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拒绝表示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含义就是告诉你公司所提供的报表完全值得你的信赖,你不用怀疑。保留意见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注册会计师笼统地告诉你,你在阅读这份报表的时候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也许是九成信任,也许还不足九成。另一种情况是注册会计师会在其审计报告中告知你具体值得你关注的可能不值得信任的重大事项,至于报表的其他部分,你仍然可能确信无疑。否定意见的含义就是明确告知你公司提供的报表几乎完全不值得你的信任。拒绝表示意见的含义是指注册会计师无法用专业的精神来判断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是否值得你的信任。至于你是否信任,完全是你的个人行为。

注册会计师的意见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注册会计师的风险立场。如果注册会计师对虚假的财务报表发表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这种造假一旦被查出,注册会计师免不了要承担连带责任。当然,这种连带责任我们也需要区分注册会计师在发表意见时的专业精神。如果注册会计师遵循了严格、规范的审计过程而没有发现报表虚假,此为过失责任;如果注册会计师没有遵循严格的专业规范流程,没有相应的职业谨慎,此为故意责任;如果注册会计师没有根据审计过程来独立发表审计意见,有意隐瞒事实真象,此为恶意责任。所以,我们在讨论注册会计师责任的时候不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从专业精神的角度来看,审计过程也许比审计结果更重要。因为现代审计是抽样的,它不能担保“百密而无一疏”,否则对注册会计师责任的认定就不公平。当然,投资者也可以要求注册会计师进行详细审计,真正做到百密而无一疏,但如果这样的话,投资者就必须承担巨大的审计费用和忍耐较长的审计周期,从而大大降低审计的效率。这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

其二,在这里讨论做假的手法无异于是去教会哪些不法之徒如何去利用制度的缺陷。这与我们治理假帐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在教学中会解剖很多做假的案例,包括它的手法和流程,那是去教会学生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更好的去查处假帐。因为我们的学员都是会计专业人士,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治理假帐。

记者:朱镕基总理在你校题词“不做假帐”,但是你们的学生走向工作可能会遇到不做假帐就没有饭碗的境遇,能否透露您日常教学中发现的学生的矛盾心理,或者其他想法?

薛云奎: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不是只有念会计的学生才有这种矛盾的心理。最近两年,由于社会舆论总把假帐的板子打在会计师的身上,这对我们学员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其实有很多假帐既不是假会计师之手而为的,也不是能够假会计师之手所能够治理得了的。

投资者把资源托付给经理人,由经理人来负责经营,投资者自然也对公司的经理人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赚钱而不是偷钱。他们对经理人的信任应该说远胜于对会计师的信任。为什么有了假帐他们首先不去怀疑经理人的诚信倒反过来怀疑会计师的诚信?这个问题始终困绕着他们的灵魂。如果说会计师在假帐面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想经理人同样也会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其实大家都不想有这种心理压力,都不希望有这种矛盾的心理。但因为假帐有了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就有人敢愿去承受这种压力。只是会计师觉得不平的是,自己的所得与自己所承受的压力显然不那么配比。

至于说不做假帐没有饭碗显然有点言过其实。这种说法是怀疑所有要聘用会计师的经理人都是要做假帐的,都是不诚信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有道德的经理人为了表明自己有道德,一定会聘请有道德的会计师去证明他们的诚信。所以,有道德、不做假帐的会计师不会丢掉他们职业,也不会没有饭碗。道理想清楚了,他们的心理压力自然也就得到了释放。我们的诚信教育就是要帮助学员想清楚其中的道理,严于律己、高尚做人。

记者:在您发表在中国会计视野网站的文章下面有很多会计留言,对于那些留言内容,您有什么感想?

薛云奎:“中国会计视野网站”是经财政部批准、由我院设立的会计专业站点。网站是一个媒体,但更重要的功能是它是会计行业交流的一个平台。我的言论发表在我们的网站上,旨在阐述我个人对会计诚信、制度建设的理解和立场。其中之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显然需要大家的批评和帮助。至于网站上的各种留言,有叫好的,也有说坏的,这很正常。真理越辩越明嘛。无论是叫好还是叫坏,只是他是本着严肃的立场,本着推进中国会计事业发展与进步的良好愿望,我都会认真思考他们的意见,并吸取其中有益的精神和建议。我始终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无论是网站发展还是会计事业,都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与帮助。如果我的文章没人理睬,那写出这种文章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融资需要通过“五大”进行双重审核,但是“五大”假帐不断,请您谈一谈看法。

薛云奎:至于双重审计的问题我过去已谈了许多个人的观点。上市公司融资需要双重审,无异于投资者为自己买保险。一份保险不够,所以买两份。既买两份保险,当然要付出双份的代价。值与不值似乎应该由投资者自己来决定。对于事务所来说无异于分散风险,以前的审计风险要由自己独力承担,现在分为两家,显然有利而无一害。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无异于增加了一层监管,以前要做假,只要买通一家事务所,现在要买通两家,显然做假的成本更高,做假被发现的可能性也更大。

至于“五大”,现在应该是“四大”,“四大”的假帐不断并不代表“四大”也是一群害群之马。“四大”还是“四大”,局部出了问题不等于全部都出了问题。再健康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只是大家不必太过迷信“四大”,也不必太过“求全责备”。“四大”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一定有它发展到现在的理由,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个别人看到“五大”也出了问题,幸灾落祸、同行相轻,这种态度与盲目迷信“五大”的态度同样是不可取的,同样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害而无益的。

 记者:中天勤解体,员工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损伤,将原有财产瓜分之后又顺顺当当的投入到别的会计事务所,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可能带来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薛云奎: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天勤倒了,它的员工也该判“死刑”么?如果这样,那世界上该“死”的人可多了。我前面说过,一个审计项目出了问题,不等于一家事务所就全部变成了黑店,所有员工都需要一起跟着背“黑锅”。有这种想法的人的确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对商业行为不了解,对商业文化不了解,对商业组织不了解,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更不了解。得出这种结论很正常。但当人们真正了解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运作也是一个商业组织的运作之后,真正领悟了商业文化以后,就会理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商业现象。中天勤的会计师加入其他事务所,融入其他事务所的文化,坚守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对其他事务所而言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问题。中天勤的客户变成其他事务所的客户也只会对其他事务所带来利益,不会带来危害。这就是我的看法。

记者:社会对注册会计师产生了怀疑,您认为怎样才能恢复会计的信誉?您觉得怎样才能有效制止上市公司、会计事务所作假帐的问题?

薛云奎:社会对注册会计师行业产生怀疑,媒体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同样,注册会计师要恢复信誉,媒体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社会公众之所以怀疑注册会计师的诚信,一方面是因为注册会计师的诚信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公众对审计制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沟通。媒体有责任帮助注册会计师行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中国出了一个银广厦,倒了一个中天勤,就要所有上市公司和所有注册会计师来背黑锅,于情于理都不合。难道全国59000名注册会计师都是社会上最不道德的群体吗?显然不是。注册会计师的道德更多的源于社会公众的道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我们不能把整个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强加于注册会计师一力承担,这会压跨了这个新生的、幼稚的行业。正确的态度和立场是,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理解、支持与保护。既然审计工作对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重要,我们便应当鼓励最优秀的年青人来读会计,来从事这个行业。我们便有责任来提升这个行业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以增强这个行业的独立性,从而以保我国2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永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长期健康与持续发展,最大限度的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极大地提高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本文为薛云奎教授答《新民周刊》记者杨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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