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防疫的动态清零模型包括三个核心环节：1）对大众进行大规模核酸测试，2）对有风险人群进行追踪筛查，3）对筛查到的感染者和高风险人群进行物理隔离。

本文讨论随着新冠病毒的变异、疫苗的使用、治疗药物的发明等出现，动态清零政策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成员段磊、于艾琳于2020年4月、政府出台政策之前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让大规模测试引领我们走出新冠的阴影》。

在文中我们的政策建议实际就是一个动态清零的雏形，并论述到核酸检测的成本可以通过“群体测试”（现在叫“混检”，即多人共用一个试剂盒）的方式大幅减低。所以可以说我本人是动态清零政策的初创级粉丝。

但是，每种防疫模型都有它的外部条件和内在逻辑做支撑。当外部条件改变后，内在逻辑必然变化，因此模型也必须调整，动态清零政策一定需要动态调整。

在动态清零模型的三个环节中，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是第二个环节。

由于IT革命带来的创新、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人手一部手机虽然并不是现实，但已经是一个近似状态。

这就让用手机对巨量人群进行实时追踪成为了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新冠发生在三十年前，手机还没有大规模应用的情况下，动态清零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动态清零的第一个环节——大规模核酸测试 ——之所以能把成本控制到可接受范围之内是因为“混检”的方法。按目前常用的十混一的方式成本可以下降90%。

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只有在感染概率很低的情况下才成立：比如感染比例是1%，一百个人只需要10管试剂就可以释放90个阴性被筛查者；一旦感染比例到了10%、20%，混起来就基本没用了，最终还得一个一个来检测。

所以，大规模核酸测试的成本并非一个常数，而是随着疫情的恶化会成级数型增长。

动态清零中的第三个环节——对感染者和高风险人群的物理隔离 —— 是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

如果用经济成本排序，从高到低，目前隔离的三种方式的排序是：酒店、方舱、居家。

但我们不能忽略隔离对老百姓生活和心理上的冲击，这个成本的排序，从高到低，是：方舱、酒店、居家。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居家隔离是经济和心理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酒店远远好过方舱；对于某些低收入人群来说，方舱更好，因为便宜（老百姓免费，政府低成本）。

除了具体隔离的方式，物理隔离成本的另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隔离的规模和时间。隔离的时间要和病毒的潜伏期、传染期的长短挂钩。

隔离的规模由病毒的传染性决定。如果病毒传染性弱，一个人生病把自己隔离就可以了。如果病毒传染性强，一个人感染可能需要隔离几千人甚至几万人。

当然隔离的人越多、时间越长，抗疫的效果就越好。但是大家不难看出其中的经济和心理成本是巨大的。

2022年我国年初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5%，但前三季度实现的只有3%。即使不算上为了刺激经济的财政赤字，对目前抗疫成本的粗略估计也有整个GDP的2.5%左右。

对于富裕家庭来说，这种成本意味着银行存款又少了一点；但对社会底层的打工族可能意味着直接丢了饭碗。饭碗是天大的事情。

在整个动态清零的链条中，一个很重要的成本是所谓的“合规成本”。

动态清零有三个主要的参与者：老百姓，核酸测试公司，政府。清零要成功，必须有所有参与者的密切配合：政府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抗疫政策，必须有能力维持隔离秩序；核酸测试公司必须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无误；老百姓必须遵守抗疫政策，不给政府添乱。

但此种三位一体的密切配合是有条件的，尤其在老百姓这一端：如果测试不准确或者政策跟不上形势，老百姓的配合意愿就自然下降。老百姓要最终承担抗疫带来的所有经济、心理、自由的成本。

其中核酸测试公司的角色最为尴尬。由于核酸测试公司都是市场化的，属于政府的供应商，自然有它独特的经济利益。

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现实是：核酸公司的经济利益实际是与大众在一些重要层面是对立的。疫情结束对政府和老百姓是天大的好事，但对核酸测试公司来说是业务的结束。

社会上时有传闻指责核酸公司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甚至故意传播疾病，之所以让人很容易相信，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经济利益的根本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矛盾并非独特：医生救死扶伤，但跟患者也有类似的矛盾。虽然医生是看病的，但她的经济利益却随着患者的增多而增加。

医生和核酸公司的区别在于医生对病人有多少一般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其利益的矛盾仅出现在就医阶段，而核酸公司对付的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其行为会直接影响疫情的发展，所以它的角色就越发尴尬。

为什么动态清零的挑战越来越大？

外部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导致内在机制变形，所以亟需调整。

哪些是外部环境主要变量？一个是病毒的变异：新冠由最初的形态已经经过了多次的重大变异，传染性从高变到极高，同时毒性大幅下降。

第二是疫苗的产生和大面积应用。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打了疫苗，但同时都没有和病毒正面交锋过。

第三是特效药的陆续推出。第四是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已全部或者部分放弃了物理阻断的方法。 

这四种变化对动态清零带来三种影响：一是成本大幅增加（极高传染性），二是收益大幅减小（低毒性、疫苗、特效药），第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的认知上的变化。

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对疫病的恐惧从疫情初期的非常高，逐渐降到了一般。在这种新的认知形式下，动态清零带来的经济、心理、自由成本就渐渐变得无法容忍。

同时，老百姓对动态清零的配合度就会下降，会表现在做核酸不积极、敷衍了事，对隔离政策不配合、提出多种质疑。

而我们知道动态清零政策的成功最依靠的就是老百姓的配合。一旦配合度下降，“合规成本”必然上升。

结果是，要么抗疫成本大幅上升，要么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所以我们目前的选择是要么用比GDP的2.5%更高的成本来抗疫，要么就得对动态清零进行动态调整。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动态清零中IT追踪的这一步的成本稳定，目前不需要大调

核酸测试需要加强监管，从根本上杜绝错误、遗漏甚至故意造假、扩大疫情。

对核酸检测的监管有点像股市里对内幕交易、老鼠仓的监管，力度要大，覆盖要完全才能起作用.

成本最大的是物理阻断这一步。动态清零的成败决定于是否能大幅降低物理阻断的成本。

首先是要意识到病毒的变化使最佳防疫结果从零感染变到了低感染，所以隔离的时间和规模都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尤其要避免超大规模的“静默”导致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停滞。

其次是隔离的方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居家的各项成本要大大地优于酒店或方舱。

在疫情初期，病毒高毒性、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人们可以接受酒店或者方舱，因为大众的收益大于个人的成本之和。

但目前的情况，居家隔离可能已经成了很多人能够接受的上限。

避免医疗挤兑、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老人和病人是目前抗疫的最重要话题。

除了物理阻断外，目前看来疫苗的效果最为明显、高效（防止重症）。我国有相当部分的老人、病人没有打疫苗或者加强针，是调整动态清理政策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

这里有一个死循环：因为老人没打疫苗就不能调整政策，也因为不调整政策老人就没有必要打疫苗。

所以积极地给老人和其家属沟通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 感染概率的不可避免的上升 —— 可以有效地激励大家完成疫苗的接种，远胜于奖励几百块钱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要意识到医生的激励机制在老人打疫苗中的消极作用：老人往往有基础病、慢性病，所以打疫苗前很多会咨询医生。

由于任何包括疫苗在内的医学介入都有风险（虽然很小），而在原有全国平均感染率基本持零的情况下，为了免责，医生当然有巨大动力在疫苗问题上极其保守，建议老人不要打。
但这种个体层面的负面激励集中起来就变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杜绝过分保守倾向，也是抗疫的重要一环。

新冠肆虐将近三年了，但我们胜利在望。动态调整动态清零政策，取得与老百姓的共识，是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