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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发布时间:2015年02月13日

从2011年9月开始,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先后34次发布“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 ,简称BCI)”,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2月的数据,与2015年1月的54.9相比,BCI在本月降至53.2(50为指数的分水岭,以上代表乐观,以下代表悲观)。在过去的13个月中,BCI虽有起伏,但在趋势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下滑,2013年12月的BCI为69.6,但最新的为53.2。目前BCI还处于50以上,但与50较为接近。

 

另外,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BCI曾连续7个月下滑,2014年7月的BCI甚至跌破了50。根据我们的统计,自2011年9月开始,BCI滑至50以下的局面总共有4次,上次BCI跌破50是在2012年10月。

 

BCI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整体趋缓,这和政府的数据相符,也与市场的感受一致。从微观上说,BCI表明了受调查公司在销售、利润、融资和库存上的短期预期(除了融资环境指数外都是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因此,BCI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先行指标。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

 

我们发布的BCI,由四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

 

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分指数本月出现了全面下挫。销售前瞻指数由2015年1月的69.9微降至69.5;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从1月的58.1跌至55.8;企业融资环境指数为40,比2015年11月的41.7有所下滑,不过该指数长期低于50,上次该指数超越50还是2013年6月的事;最后,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逆转了上行的趋势,由47.1下滑至40.7。

 

回顾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感到了明显下滑的趋势。2014年中央政府制定的GDP增长目标是7.5%,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年中国GDP增速为7.4%(这是过去24年以来的最低值)。虽然政府早就表态不会将7.5%作为一个硬性的指标,而且7.4%的增速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仍是一枝独秀,但这被普遍看作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明确信号,一股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在社会上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的放缓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假如是周期性的,那么7.4%的增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这种经济增速下滑往往是暂时的,政策调整后经济增速会再次上升。比如1989年和1990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速仅为4.1%和3.8%,但在此之后,中国经济再次腾飞,1991年和1992年的数据为9.2%和14.2%。但假如是结构性的,那么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的下滑,而且这将是不可逆的。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种理想状态,假如实际经济增速与之相符,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假如实际经济增速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这会造成通胀、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假如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这会推高失业率、打击市场信心、将经济体拖入通缩。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当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或生产率发生改变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发生改变。

 

目前,关于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各方有争论。例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和陆旸在2013年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图表 1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今后10年可以实现怎样的增长率?》,蔡昉、陆旸,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的研究结果如下:

图表 2

 

数据单位为百分数,例如0.5就是0.5%。

资料来源:《潜在增长率究竟几何》,屈宏斌,《中国改革》杂志,2015年第1、2期合刊,第19到26页。

 

这里要解释一下,TFP是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缩写,中文翻译叫做全要素生产率,其指的是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换句话说,在总产出中有一部分不能为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这个“剩余”一般被称作TFP。TFP除了与技术进步有关,还反映了物质生产的知识水平、管理技能、制度环境以及计算误差等因素。TFP反映了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TFP越高,经济体的效率越高。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仰赖TFP的提高。

 

虽然蔡昉、陆旸的计算结果与屈宏斌的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两点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认为未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下滑;第二,两者也勾勒出了未来TFP下滑的图景。我们相信,这样的经济“新常态”将会对中国企业的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何面对“新常态”所带来的挑战,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在很长时间内的发展状况。

 

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和TFP走软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而这充分反映在了我们的相关指数中。

 

首先来看成本端的指数。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出现小幅下滑,由1月的89.1降至本月的85.8;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由85.7降至78.6。自本调查开始以来,成本端的指数长期居高不下,尤其是用工成本前瞻指数,这实际上深刻的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的年龄结构偏于年轻,人口抚养比低,劳动参与率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入市场,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但随着时间的进展,由于计划生育、城市化、教育程度和抚养成本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大幅下跌。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到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7000多万,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也就是说,过去十年,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育不到1.5个孩子。这一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该生育水平上每一代人总量动态稳定),而且预示着未来中国每代人将比上一代减少约2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的供大于求转为了结构性的供不应求。这样一来,企业在招工和用工上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而这也就是本调查中,企业用工前瞻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对于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本月的明显下滑,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原料、能源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下滑,例如,原油价格在2014年跌去了50%,铁矿石则跌去了40%左右。

 

再来看价格端的指数,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本月出现轻微上扬,由上月的51.8升至本月的53.1,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逆转了此前3个月的大跌,本月升至36.8,而上月为28.1。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目前尚在50以上,但距离50很近,自2014年1月以来,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曾3次落在50以下,分别为2014年6月(47.4)、2014年8月(43.8)和2014年11月(48.3),而达到60以上的月份仅有1个(2014年3月)。相比之下,2013年的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要高出不少,其跌至50以下的月份仅有1个(2013年4月),而其高于60的月份多达10个。对比这两年的数据可以清晰看到,受调查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消费品价格预期是不断下降的。这与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保持了一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CPI出现了趋势性的下滑,其最高点为2013年2月(3.22%),最低点为2015年1月(0.8%)。

 

本月中间品价格虽然实现了反弹,但其距离50的分水岭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该指数长期位于50以下,其50以下的月份数占总调查月份数的82%,这显示受调查企业对中间品的价格预期非常糟糕。这也与国家统计局的PPI数据相一致,从2011年9月到2015年1月,PPI位于0以下的月份数,占总调查月份数的比例为85%,其1月的数字进一步恶化至-4.3%。为2011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

 

无论是我们的指数,还是官方的指数,都表明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通缩风险,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通缩预期将会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增加其经营困难,也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与之相联系的是,很多银行贷款可能会因此而转为不良资产,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通缩的态势得以持续,金融机构将更加惜贷,债务问题将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必须应对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来看企业投资前瞻指数与企业招工前瞻指数。两者本月都有下滑,前者由68.2降至66.3,后者由69降至65。这两个指数一向都较高,自调查开始以来,企业投资前瞻指数从未跌破50,仅有3次低于60,有4次高于80;在同一时间段内,企业招工前瞻指数也没有低于过50,仅有1次低于60,有两次大于80。

 

关于这两个指数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是受调查企业的素质较好,虽然面临一系列困难,比如融资环境不佳,但它们仍然可以凭借提高效率等方式来获得发展,因此它们在逆势中仍愿意投资和招工。

 

另外一种解读是企业持续扩大规模的乐观情绪也可能来源于企业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理性预期:企业家们从多年的经验中领悟到,宏观经济形势越差,政府推出宏观刺激政策的概率就越大,力度也会越大。在宏观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小心谨慎地控制规模、准备过冬的企业常常会在政府大幅推出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时措手不及,屡屡踏空,而坚信政府会及时救市的企业反而成了刺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企业在这种理性预期下的行为,虽然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但是这个预期一旦成了市场的一致性预期,引导了大部分企业有恃无恐的增加风险投资,拉大财务杠杆,结果反而是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8年的万科公司收缩了战线准备过冬,而保利和绿地等公司则大举扩张,最后在“四万亿”的刺激下,万科成了大输家。

 

最后是企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衡量企业在该行业所处的地位,指数越高,其在该行业中的地位越高。2015年2月该指数为69.8,比上月的68.9有所上升,继续维持在高位。自我们开始调查以来,该指数未曾跌至50以下,50至60仅有1次,而70以上高达19次。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企业,因此这表明所涉企业的状况好于所在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应该比我们数据所显示的状况要差一些。

 

应对经济转型

 

经过上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下滑,企业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成为历史,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将明显下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会下降,这意味着过去依靠增加投资和劳动力来获得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走到了终点。下一步着力的重点将是提高TFP,也就是说要在降低投资率的基础上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是结构性的,即使有较为充分的改革措施,也只能延缓其下降的速度,而不能阻止这一大趋势。因此,今后中国需要杜绝那种每逢经济增速下滑就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固然可以提高GDP的增速,甚至可以使之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代价实现的,其所带来的通胀、产能过剩、对落后企业的保护等,都会对经济体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观点非常正确,“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

 

然而,目前又有一些令人担心的现象。最近各界对2015年的中国GDP增速持一种相对消极的看法,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2015年1月20日,IMF预测2015年中国的GDP增速为6.8%,而其对2016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仅为6.3%。为了应对这种经济下滑,政府虽然没有采取“大水漫灌”的政策,但还是走了增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新闻上经常可以看到发改委又批准了多少个多少亿的投资项目云云。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不要采用经济刺激政策,那么我们就只是经济增长的被动接受者吗?当然不是。无论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还是观察别国的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到,提高TFP是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最好办法,而且提高TFP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是“好”的经济增长,是我们所乐见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提高TFP呢?

 

提高TFP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有较大的生产率差异,因此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可以显著的提升经济效率,这也是过去多年中国提升TFP的重要因素;其次,非农各产业之间存在生产率的差异,因此将资本、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从效率低的行业转向效率高的行业,可以改善资源配置,获得生产效率的提升;最后,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也有生产率的差异,允许效率高的企业去扩张和发展,淘汰那些效率低的企业,可以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高TFP需要破除种种妨碍资源正常流动的壁垒。例如,户籍制度分割了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成本,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一大批劳动力无法及时有效的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又如国企与民企,从总体来说,国企的效率不如民企,但国企拥有体制上的优势,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使得宝贵的社会资源无法向效率更高的民企流动。

 

对决策者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慌张,不在压力下匆忙走上加大投资提振经济增速的老路;其次是接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现实,不再将GDP增速作为目标,而应该将提高TFP作为抓手,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

 

总而言之,只有抓住通过改革释放红利这一方法,并持之以恒的贯彻,中国才能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对短期GDP增长的焦虑,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现代化与发展的问题,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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