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商学院的某个下午,阳光正好,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将北京这座复杂而宏伟的城市切割成一幅流动的画卷。窗外,是国贸的摩天大楼,是长安街上永不停歇的车流,是代表着速度、机遇与欲望的中国缩影。窗内,是顶尖商学院里安静的课堂,空气中弥漫着知识与思想碰撞的味道。教授正在讲解着一个关于企业长期战略的案例,周围的同学们,每一位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眼神里闪烁着雄心与智慧。而我,就在这内外世界的强烈对比中,思绪却飘向了远方。看着窗外的北京,我突然想清楚了人生的下半场。
那一刻的顿悟,并非石破天惊,更像是一场持续了很久的低烧,终于找到了病根。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比如“我要在50岁退休去环游世界”,而是一种底层操作系统的重装。它关乎于我将如何使用剩下的时间,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以及如何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人、与自己相处。在长江商学院这个汇聚了无数成功范本的地方,我反而看到了超越世俗成功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人生的上半场都在拼命做着一道加法题。我们不断地为自己的人生增加筹码:更高的学历、更好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更多的财富、更广的人脉。这道加法题,社会为我们设定了清晰的评分标准,每一次“增加”,都能换来外界的认可和自身的满足感。在长江商学院的同学中,几乎每个人都是这道加法题的优等生,我们习惯了奔跑,习惯了竞争,习惯了将人生的每一个缝隙都用“目标”和“成就”填满。
然而,当这道加法题做到一定程度,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疲惫和空虚。那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增加项”,慢慢变成了一种负担。太多的应酬挤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过度的追求让身体发出了警报,复杂的资产管理带来了无穷的焦虑。那个下午,看着窗外那座由无数人的“加法”堆积而成的城市,我意识到,人生下半场的智慧,或许在于学会做减法。不再是“我还能得到什么”,而是“我到底需要什么”。
这种减法,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效率是正确地做事,而效能是做正确的事。” 人生的上半场,我们追求效率,什么都想要;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应该追求效能,只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这意味着,要减少无意义的社交,把时间留给挚爱的亲友;要减少物质的欲望,追求精神的丰盈;要减少外界噪音的干扰,倾听内心的声音。这是一种清零,更是一种聚焦,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能让自己感到真正幸福和有价值感的事情上。
在长江商学院这样的环境里,“成功”是一个高频词。我们分析成功的案例,结交成功的人士,渴望复制和创造更大的成功。但那个下午,我开始认真审视这个被我们挂在嘴边的词。上半场的成功,往往可以被量化,它与财富、权力和名望紧密相连。它是一张写满亮眼数字的成绩单,是名片上越来越长的头衔,是朋友圈里令人艳羡的风景。
但这些,真的是成功的全部吗?如果成功只是一个外部评价体系,那我们的人生岂不是永远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我突然觉得,人生的下半场,必须拥有自己定义成功的能力。这种成功,不再是向外的索取,而是向内的探寻;不再是征服世界,而是与自己和解。它可能是一段和谐的亲密关系,一个健康的身体,一种持续学习和成长的状态,一份能够给他人带来微小美好的事业,甚至只是内心长久的平静与喜悦。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种转变,我甚至在笔记上画了一个表格:
维度 | 人生上半场的成功观 | 人生下半场的成功观 |
核心目标 | 成就驱动 (Achievement-driven) | 意义驱动 (Purpose-driven) |
衡量标准 | 外部指标(财富、地位、名声) | 内部指标(幸福感、成长、贡献) |
时间观念 | 未来导向(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而牺牲现在) | 活在当下(享受过程,珍惜此刻) |
人际关系 | 功利性人脉网络 (Networking) | 深度的情感连接 (Connection) |
核心状态 | Doing (做事) | Being (存在) |
这个表格让我豁然开朗。下半场的成功,是一种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幸福。它不是上半场的否定,而是一种升华和整合。在拥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之后,我们有能力,也应该去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这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之后,人的最终追求是“自我实现”——充分发挥潜能,体验生命的高峰。
商业社会尤其强调“人脉”的重要性。在上半场的人生里,我们热衷于交换名片,参加各种饭局和论坛,微信好友列表里躺着成千上万个“朋友”。我们信奉“六度空间理论”,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资源。在长江商学院,这种连接的价值被进一步放大,校友网络是其最宝贵的资产之一。这本身没有错,它是一种高效的社会协作方式。
然而,那个下午,当我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想到的是,在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有多少连接是脆弱而功利的?又有多少关系,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意识到,人生下半场,我需要的不再是无限扩张的人脉(Network),而是几段深刻而真挚的关系(Relationship)。
哈佛大学一项持续了近80年的成人发展研究(The 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得出了一个惊人而质朴的结论:“美好的人生,建立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之上。” 研究负责人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教授在公开演讲中强调,决定我们幸福和健康的,不是财富、名望,也不是工作成就,而是我们与家人、朋友、社群的关系的质量。温暖而亲密的关系,是应对人生艰难时刻的最佳缓冲,也是分享生命喜悦的最佳容器。
因此,我决定将经营关系的重心进行调整。与其将大量时间花费在维系那些“有用”但疏远的关系上,不如把更多高质量的时间投入到父母、伴侣、孩子和真正的朋友身上。这意味着,要学会拒绝,学会把手机放下,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走心的交谈;意味着,不再仅仅是“功能性”地出现在家庭生活中,而是真正地参与和投入情感;意味着,对朋友的关心,不再是点赞之交,而是雪中送炭的真诚。人生的下半场,幸福的深度,往往取决于我们核心关系的浓度。
“行动”与“忙碌”是我们这代人的标签。我们害怕停下来,仿佛一旦停下,就会被时代抛弃。我们用日程表将时间切割成碎片,用一个接一个的项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持续行动”(Constant Doing)的模式,让我们在上半场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也让我们失去了感受生活本身的能力。
在长江商学院的那个下午,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任由思绪纷飞。正是这片刻的“无所事事”,让我得以从日常的惯性中抽离出来,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内省。我突然明白,与“持续行动”同样重要的,是“学会存在”(Learning to Be)。
“存在”意味着全然地活在当下,不被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焦虑所绑架。它是在喝一杯茶时,就纯粹地感受茶的香气与温度;是在陪伴孩子时,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和他的游戏中;是在散步时,就去留意路边的花草和天空的云彩。这种状态,在东方哲学中被称为“正念”,在现代心理学中被视为对抗压力和焦虑的有效途径。它不是懒惰,而是一种更高阶的智慧——在动与静之间找到平衡,在“有为”与“无为”之间找到从容。
未来的下半场,我希望自己能刻意地在生活中创造更多“存在”的时刻。也许是每天固定的冥想时间,也许是每周一次不带手机的徒步,也许只是在工作间隙,花五分钟静静地看向窗外。我相信,只有当我们学会与自己安静地相处,才能真正听清内心的渴望,才能为那些更有意义的“行动”积蓄能量。行动让我们走得快,而存在让我们走得远。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上半场我们奋力攀登,渴望看到山顶的风景;而下半场,我们或许应该学会在山腰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坐下,欣赏来路,也眺望远方,更重要的是,享受此刻的阳光与微风。
在长江商学院的那个下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山腰的观景台”。它让我有机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对过去进行复盘,对未来进行重新校准。我所想清楚的,并非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更自洽的人生哲学:
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一次个人的顿悟,但我相信,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类似的“长江一刻”。它可能不是在商学院的课堂,而是在一次长途飞行中,在孩子熟睡的床边,在一次大病初愈后,或是在某个平淡无奇的黄昏。那一刻,世界静默,内心清晰。愿我们都能抓住那一刻的启示,勇敢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丰盛而从容的人生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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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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