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进步。尽管近年来我们正不断推进经济转型，但无可否认，中国经济领域尚存在诸多掣肘，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经济困境当前，社会转型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究竟何为“转型”？一个拥有着13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应如何实现转型？……这些问题正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2014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做客前沿研究系列讲座与长江EMBA第25期学员共同探讨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讲座之初，孙立平教授抛出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即将过去的2014年，什么词比较适合？”

当听到同学回答，面对制造行业中人口红利不断增加、人力资源匮乏而感到困惑时，孙教授说，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他也同样感到困惑——“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发展困惑，但是知道改革的路子在哪；但是现在说这困惑，改革和发展都困惑。”

孙教授指出，当下我们谈及“困境”，不仅是指当前我们面临的具体困境，还指“更大的困境”。

“更大的困境”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要属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只要进入了这个起飞的过程，一般来说它未来的进程将会变得顺利；但对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起飞非常艰难；此外，世界银行还发现，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国家经济发展又会遇到一个槛，此时，经济发展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增加，腐败的问题日益严重……

据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真正迈过这个槛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这是因为，“你到了中间这块，就会受到两边双重的挤压，论劳动力的优势不如更穷的国家，论创新的优势不如发达国家。这时候两个优势都不占”。

在孙教授看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一些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问题”。

当然，不同国家暴露的具体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通过一系列动荡，最终完成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为经济更上层楼创造了条件。上世纪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国家独立，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也激化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等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动荡的阶段。第三类转型国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些国家发生了巨变，它们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聚焦中国，孙教授谈到，中国畸形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格局造成了两级市场。这体现了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高度不协调，也导致了中国当前处于结构性衰退期。在这背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曲线的关系是中国困境背后最直接的原因——近年来，生产能力曲线走得越来越陡，但消费能力曲线上升缓慢，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口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创新产业升级。而如何以创新推动社会结构转型，还有待我们长期探索与实践。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立足当下，孙教授指出：“上一次改革是面临的旧体制问题，这次面对的是旧体制和带来的新弊端。如果说旧体制就是无所不在的权利，新弊端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利和市场相结合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利益格局，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权贵利益集团。”

谈及此次改革，孙教授指出：首先，这场改革将打破僵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其次，这场改革可谓一场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新的改革；此外，这场改革面临很大的阻力，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为重新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要破除包括垄断性国企在内的权贵垄断；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绝不只是减少审批项目，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一种“总体性权力”，它无所不在、渗透一切，它在此处未能着力，在其他地方一定能着力。换言之，改革更深层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治理。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安全感往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谈到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法制时，孙教授说：“真正影响社会走向的，不是老百姓，我觉得还是权势者。关键的问题是权势者用什么因素来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而法制无疑是权势者提出的一项解决不安全感的举措。完善法制，将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完成转型，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