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学思 | 孙立平教授: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2014-12-19
 
 
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进步。尽管近年来我们正不断推进经济转型,但无可否认,中国经济领域尚存在诸多掣肘,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经济困境当前,社会转型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究竟何为“转型”?一个拥有着13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应如何实现转型?……这些问题正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2014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做客前沿研究系列讲座与长江EMBA第25期学员共同探讨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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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2014

 

座之初,孙立平教授抛出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即将过去的2014年,什么词比较适合?”

 

听到同学回答,面对制造行业中人口红利不断增加、人力资源匮乏而感到困惑时,孙教授说,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他也同样感到困惑——“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发展困惑,但是知道改革的路子在哪;但是现在说这困惑,改革和发展都困惑。”

 

2
聚焦困境

 

 

教授指出,当下我们谈及“困境”,不仅是指当前我们面临的具体困境,还指“更大的困境”。

 

更大的困境”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要属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只要进入了这个起飞的过程,一般来说它未来的进程将会变得顺利;但对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起飞非常艰难;此外,世界银行还发现,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国家经济发展又会遇到一个槛,此时,经济发展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增加,腐败的问题日益严重……

 

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真正迈过这个槛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这是因为,“你到了中间这块,就会受到两边双重的挤压,论劳动力的优势不如更穷的国家,论创新的优势不如发达国家。这时候两个优势都不占”。

 

孙教授看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一些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问题”。

 

然,不同国家暴露的具体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通过一系列动荡,最终完成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为经济更上层楼创造了条件。上世纪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国家独立,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也激化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等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动荡的阶段。第三类转型国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些国家发生了巨变,它们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焦中国,孙教授谈到,中国畸形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格局造成了两级市场。这体现了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高度不协调,也导致了中国当前处于结构性衰退期。在这背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曲线的关系是中国困境背后最直接的原因——近年来,生产能力曲线走得越来越陡,但消费能力曲线上升缓慢,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口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创新产业升级。而如何以创新推动社会结构转型,还有待我们长期探索与实践。

 

3

放眼改革

 

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立足当下,孙教授指出:“上一次改革是面临的旧体制问题,这次面对的是旧体制和带来的新弊端。如果说旧体制就是无所不在的权利,新弊端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利和市场相结合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利益格局,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权贵利益集团。”

 

及此次改革,孙教授指出:首先,这场改革将打破僵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其次,这场改革可谓一场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新的改革;此外,这场改革面临很大的阻力,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重新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要破除包括垄断性国企在内的权贵垄断;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绝不只是减少审批项目,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一种“总体性权力”,它无所不在、渗透一切,它在此处未能着力,在其他地方一定能着力。换言之,改革更深层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治理。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

 

人类的历史上,不安全感往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谈到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法制时,孙教授说:“真正影响社会走向的,不是老百姓,我觉得还是权势者。关键的问题是权势者用什么因素来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而法制无疑是权势者提出的一项解决不安全感的举措。完善法制,将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完成转型,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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