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对象是孩子，但最操心的是家长、政府和市场。孩子是未来，所以教育是投资??现在投入，五到十年以后才有回报。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结果。
在教育体系中，政府是体系的设定者和操盘手，市场只是辅助，家长却有最终的选择权：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出国还是国内？课外辅导还是兴趣培养？政府在设立教育体系时，通常包含三个目的：一是意识形态的把控；二是建立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人才结构；三是进行经济调节，例如降低失业率、促进阶层流动、人口增长等。
所以，要想知道我们的教育会怎样发展，我们就得分析和预测政府的设计，以及家长和市场的应对。这里我们不谈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是主线。
家长在教育上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是培养孩子成材。成材通常要求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具备书本知识，又习得实际能力。由于家长们往往不知道也不擅长培养孩子的实际能力，就只好专注于可预测、可量化的教育结果：升学。升学的最终目的实际并非学业本身，而是希望在就业中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名牌大学的学生找到好工作的概率大，于是大家就都想进好大学；由于都想进好大学，大家就得进好高中，然后是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以此类推。升学教育是一个链条，一环扣一环，为了不拉下，家长就必须全力以赴，孩子也就不会轻松。
根据北大财政所与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双减”政策出台前，全国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为37.8%，参与率最高的地区超过60%；上学期间每周平均参加课外培训5.4小时；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的教育支出，达到家庭教育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高考制度，由于其对人才考察的片面性，往往遭到人们的诟病。但从目前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来看，公平性是首要原则。高考仍然是当前人才选拔最为公平的手段。补习可以看成是一件针对高考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的套利行为：其目的并非为培养能力，而更是希望在高考这个零和博弈中获得优势。
这种补习套利，在中国古已有之。以古代科举制度为例，唐、宋、明、清四朝的科举状元371人中，来自南方的状元占比70%，远高于北方的30%；而彼时南方的经济繁荣程度远高于北方；清朝112个状元中，仅来自苏南浙北地区的状元就高达52%；唐朝一朝74个状元中，出自显贵家族的子弟有69人，寒门子弟仅有5人。古时没有遍布各地的普及型教培行业，能请得起高价私塾的家庭自然有绝对的优势。随着教培行业的消失，一个我们不得不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又离不开教育的配合。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产业规划与德国类似，即注重工业和制造业，相对弱化服务业。2020年德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约为20%，其中中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占制造业比重为60%。德国的典型先进制造产业包括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化学工业、电气电子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高端医疗设备制造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几个大的阶段的产业政策，基本都是以发展工业和制造业为重心，不断迭代升级的。从2012年至今，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如“调结构”、“去产能”、“中国制造2025”、“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
在“中国制造2025”中，特别提出了欲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这些产业大都属于先进制造业的范畴。
教育如何来配合聚焦先进制造的产业政策？德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简单地讲，德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在本质上的区别，以及二者在先进制造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仅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重要，把发明创造转化为产品的工程师、技术员同样缺一不可，而且需求量巨大。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学术型人才最好的场所，而企业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最为关键的要素。
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体制叫“双元制”，即由企业和学校双重主体联合培养适应企业技术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德国的教育体系，默认人的禀赋天生有所不同，人应该各尽其职。因此德国的学生，通常在小学毕业后，就会陆续据其禀赋和意愿被分流到应用型和学术型两种继续深造的道路。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后，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流向“双元制”的教育体系，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学习。
德国“双元制”的一大特点是企业在双元结构下具有主导地位。企业开放学徒培训岗位，目的就是为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学校是为企业的人才培养需求服务的。以双元制申请流程为例，适龄青年如果想接受双元制教育，必须首先寻找愿意提供培训的企业，获得培训位置后，与企业签订合同，之后再到相应的职业学校登记入学。“双元制”学习期间，学生通常会花70%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性的学习，30%的时间在学校进行理论性学习。学生接受“双元制”教育期间的学费，由企业以发放实习工资的形式负担70%左右，学校（政府）和个人承担剩余的30%左右。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完成学制并通过由德国行业协会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后，就可以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形式上与德国类似，也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套并行体系；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中专和大专教育，可以类比成德国的中级和高级职教。但与德国相比，中国能够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却十分稀缺。德国劳动力中，获得职业教育学历的人才比例一共为60%，其中接受过双元制教育的职业人才比例高达50%；德国大学本科学历获得者占劳动力比例为13%。而在中国2020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中，接受中专和大专教育的人才总比例不足50%，本科学历获得者却高达27%。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学术性”教育为主，问题是，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的本科“学术型”学生？根据《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届本科毕业生 “受雇工作”的比例仅为73.6%，低于高职高专毕业生10个百分点左右。而2020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295万美团骑手中，本科生占骑手总量的比例竞达到了24.7%，这说明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择转行做送外卖这样几乎无门槛的工作，这是对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极大的浪费。
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把这些“学无所用”的大学本科生转化为“大有作为”的先进制造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但向德国模式学习，并非易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职业教育应该从政府为主导转化为企业为主导。从德国的双元制我们可以看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人才为企业所“用”，因此德国的职教机制中涉及的主体既包含政府和学校，也包含企业和社会；在这几个角色的关系中，企业担任着主导的角色，企业提出用人需求并提供培训，学校、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匹配的服务。这是一种“以企业需求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相对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以政府开办的职业学校为主体而进行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十分有限。学校教育与产业需求割裂，学校的社会化程度低下，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成为必然。
第二，在学术型教育和应用型教育之间应该有自由公平的转化机制。中国目前的“学术”与“应用“分流机制，主要是通过中考和高考等单一的考试方式决定，缺乏互通的桥梁机制。换句话说，一旦学生进入职业教育轨道，未来就很难通过努力转换到学术教育体系。这种对学生的发展道路“一锤定音”的分流方式，会让家长和学生尽其所能利用”考试套利“去避免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而德国的学生在“应用”和“学术”教育体系之间是有切换通道的，学生在分流后也并非必须“一条路走到黑“，在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了这种灵活的转化机制，学生和家长就不会产生道路“锁死”的恐惧，而能从实际出发，最大程度上做到因材施教。
第三，“双元制”的有效运转，不仅有赖企业和学校的合作，还特别依靠政府和行会提供的支持和监督。德国的双元制体系，得益于一整套由政府和行业商会共同履责的管理监督机制：联邦政府下的教育部门主要负责立法、资助、制定政策；州职业教育委员会与下属地区委员会参与职业学校的管理与协调；地区行业协会则组织实施监督双元教育落地的种种事宜。德国的各行业协会在监督企业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监管的内容包括“认定教育企业资质”、“审查管理教育合同”、“组织实施结业考试”、“调节仲裁教育纠纷“等一系列具体事务。中国的职业教育法体系尚不完善，政府监督不到位，对于试行“校企合作”的企业和学校行为都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常有学生利益受到蒙骗侵害的现象。职业教育的成功在于学生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成为就业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因此建立一套保护学生利益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是发挥双元制教育优势的核心因素。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至2020年，大学本科生招生人数从65万增至443万，增加了近6倍。1998年，高教本专招生人数是108万，至1999年，增长为155万，仅一年时间就急速扩招了42%。研究生（包括硕博）的招生规模，近十年来增速更是远高于本科生：前者2010年至2020年的年复合增速为7.6%，而后者为2.4%。在2020年新增的1186万就业人口中，仅本科以上求职者占比已达33%，本、专以上学历的求职者占比更高达60%。
尽管高校招生规模不断增长，与美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如果将博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界定为高端人才，从本科以上的学位获得者结构来看，中国2020年的博士和硕士生总量，仅占学、硕、博学位总量的15%；而美国的硕博士总比例为30%；德国为40%。
高端人才的比例不足仅仅是数量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不足。中国的博士、教授人数并不少，但在世界水准的科研中和发达国家相比却相形见绌。统计20002017年的诺奖获得者获奖时的国家归属（包含非本国国籍的国际学者），美国为92人，日本16人，英国14人，德国9人，而中国仅为2人（科学奖仅1人）。在2020年CNS (国际三大权威科学杂志)的论文发表量排名中，美国为2191次，英国为647次，德国为499次，中国为474次。从论文质量上来看，2017年美国的高被引科学家总人次为1644，中国为249。据国际权威大学排名机构的统计，在全球排名前100的大学中，美国有50所，中国仅有6所；排名前20的大学中仍没有中国大学的身影。因此，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人才，建立全球一流的大学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过去二十多年中“985”、“211”、“双一流”等重点工程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如何建设全球一流的大学？离不开钱、人才和体制三个核心要素。其中，人才是结果，而钱和体制是基础。
在当下的中国，钱并不是主要问题。中国的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支出，至2020年已高达5.3万亿，占GDP的5.2%，与发达国家的比例水平基本持平；1992年至2020年的年复合增速为15.7%，近5年仍以8%的速度增长。中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也由2000年的2.6%增至2020年的4.2%，目前在国际上仅次于北欧和法国等高福利国家，已超过美国的4.1%和德国的3.7%。R&D方面的支出，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4%，已接近美国2.8%的水平，且每年仍在快速增长。
中国大学的问题更是体现在体制上。世界顶级大学，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都采取了所谓“教授治校”的治理方式。教授治校，简言之，即由内行管内行、专家管专家，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学术自治机制。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学术理事会及由校长、教务长、院系主任等组成的行政班底。董事会虽然在大学事务上具有最高决策权，但一般都会将“课程开发，教师聘任、学位授予、科研方向”等学术事务交给学术理事会进行决策。学术理事会由“55名教师代表、15名行政人员、3名学生代表”构成；其中只有学术成员有投票权；而其他行政代表和学生代表仅具有发言权，并不具有投票权。这种体制的结果是，行政的管行政，学术的管学术，而由于学术在大学的核心地位，学术理事会就成了斯坦福大学最重要的治理机构，而教授们是这个治理机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与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不同，中国大学的治理方式与企事业单位并无本质的区别，基本上是行政治校。行政官员是学校的领导，教职工是学校的雇员。这种治理框架下，大学的行政系统权力很大，教授的学术权力被弱化，是外行领导内行，行政管理专家。
不同的治理方式对大学的学术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的科研、创新需要的是人才和自由思想。如果想最大限度地放大创新效率，就必须保障在“人才认定”、“资源分配”和“体制建设”的高效合理。行政治校的最大问题是决策层并不理解创新的内容，因此也并不能对人才做出独立准确的判断，也不知道该如何给每个科研项目分配多少资源。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核心是产生新思维、新思想，行政治校必然给自由思想带上枷锁，因此会大幅降低创新的效率。
所以，综合起来讲，中国有建立多个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基础，但如果体制不能达到教授治校的高度，创新效率会比较低，投资回报率也会比较低，很难走到全球创新的前沿。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的低效率，使得海外留学变成了弥补中国高端人才短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2019年为70万，比2015年增长了18万。1978至2019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万人。据统计，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归国比例为80%。其中，留学生中的中端人才大量归国；留学生中的高端人才，归国比例偏低，例如近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的华人，仅有20%归国。
但即使是这些少量回国的博士们，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海归学者们，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尤其是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有效执行方面。比如在科技部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内，多数首席科学家与课题组长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留学回国人员。据统计，中国科学院中81%的院士有留学经历，中国工程院中54%的院士有留学经历。海归精英们搭建起一大批不同于国内传统体制的新型科研平台，推动中国基础科研水平大幅度提升，不断创造出领先世界的科研成果。在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人员中，海归占比超过60%，其中成果的第一完成人中，海归占比超过80%。
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新一代海归们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活力。他们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传播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开发新型融资方式、提供多样化的产业选择，推动了新行业与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在信息技术、互联网、通信、生物医疗、物流、文化教育、交通出行等领域都有所成就。在科技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中，上榜的164家企业中，由海归创办或管理的企业占比超过60%。
由此看来，留学归国人员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仍然会是中国科技提升的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如果能够进一步改良这些高端人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吸引更大比例的高端留学人员回国效力，就能更进一步地推动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作者刘劲为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祖一鸣为长江商学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