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欧盟是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的GDP达到17.4万亿美元（美国为16.9万亿美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单一经济体，2013年GDP为9.3万亿美元。中欧之间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关系。去年，中国与欧盟的商品贸易总额为5590.6亿美元，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商品贸易合作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欧经贸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涉及了彼此的核心经济利益，双方应着眼于未来不断完善与提升合作。最近，关于欧洲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和变革压力成为国际热点话题，我对欧洲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口的低速增长与老龄化问题。欧盟28国总人口5.1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24%）、65岁人口占比（18%）、劳动参与率（57.5%）等多项数据的全球比较都表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其次，欧洲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但在“大风流与颠覆式创新”方面远不及美国。欧洲没有自己的苹果（Apple）、谷歌（Google）、脸谱（Facebook）这样的企业，这是导致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这种颠覆性创新能力，同时在成本竞争方面面临新兴市场企业的挑战，欧洲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被“夹”在了中间。受此影响，欧洲企业的全球整体竞争优势在下降。
第三，在全球市值最大的30家IT企业中没有一家是欧洲的企业。根据智库机构Burgel对世界上市公司500强的研究，在1950-2007年间，欧洲只诞生了12家大公司。可以说欧盟匮乏新兴企业对老牌企业的冲击与颠覆。
第四，欧洲相对匮乏创业精神与鼓励创业的环境。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在创业阶段的企业家数量占本国成年人口比例的统计中，主要欧洲国家远不及美国及巴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主要欧洲国家在法律上对创业设定了诸多限制。比如在德国，创业失败企业破产后，相关人士只能在6年后才可以从事新的创业活动。在法国，经理人员在企业破产的9年内不可再创业。此外，在德国，公司破产的企业家们可能会面临终身禁止在大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惩罚。欧盟国家对创业的法律限制与打击是欧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第五，上面说到了欧洲人日渐保守的心态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心态也让许多欧洲传统的优势产业历久弥新，比如在品牌管理、生产制造管理、产品设计和奢侈品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镇山之宝”，有许多在全球市场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伟大商业机构。未来，中国企业应在先进的科技、品牌管理理念与实践、设计、运营等方面向欧洲企业积极学习。
第六，欧洲的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欧洲有着相对较好的社会流动性，基尼系数在世界比较中处于较低水平，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相对不突出。从人均收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社会福利（免费高等教育、全民公费医疗）和公共财政支出等四个维度及多项指标分析看，某种意义上讲，除英国之外的主要西欧国家已进入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西方称之为 social demorgracy）发展的高级阶段。在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等方面，北欧、法国、德国、瑞士等诸多欧洲国家有着丰富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欧洲成功的经验，但同时也要吸取南欧诸国相对失败的教训。
第七，欧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政治意愿与担当精神，愿意为可持续性发展付出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实践了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八，在文明、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许多方面，欧洲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理念、灵感与方法。
第九，中国与欧洲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历史的300年为一个朝代更迭的周期看，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跌宕，有过数轮的社会调整与制度化变革。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来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发展，为人类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与文明进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代欧洲所显露出的状态和发展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是19世纪初的中国。1840年再往前几百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技术等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者地位。一个国家在伟大了几个世纪之后出现傲慢和发展停滞，这是或许规律的结果，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美国建国至今只有238年的历史，美国还没有走完一个完整的政治周期。从其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收入与财富不均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总结而言，我认为欧洲未来的变革不仅需要货币联盟、财政联盟及政治一体化，欧洲可能还需要文化的再造，如同文艺复兴之于欧洲发展的历史意义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