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面成为专项基金。挂靠使其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账号、工作效率受限，硬币的另一面是会受到严格监管。那么，在基金的独立性和稳健发展之间，嫣然基金如何抉择？
李亚鹏：因为我之前是跟红会有过一些接触的。我帮他们做一些活动项目的代言，所以那个的建立是很简单的，很快我们就达成一个名人去开一个基金会、去注册一个基金会，他们当然非常欢迎。所以没有什么障碍。
最难的是手术在医疗方面，也是嫣然的，或者说我的一个做事的风格。其实在嫣然天使基金成立，我们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第一例手术，所以我不想做一个基金会，说我们要做慈善，要做公益了。当然也是当时社会环境，我说我们先做事情，我们把这个事儿做了，让大家看到他们就明白我是做什么的了，要不然你还去解释，我们基金会是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印象里就是发动身边所有的朋友，去找一个贫困的唇腭裂的患儿，因为你连找一个小孩你也无从下手，你真想去做一件事情它面临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是比较难的。再一个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例手术，那我们要开始制定一个资助的流程，为以后要打下一个基础的，所以在那个月里是非常忙碌的。最后是在孤儿院找到了一个小桥峰。
周一：其实很多人想去做慈善，怎么去设立机构的问题，比如我们看壹基金他们后来选择从红会脱离，在深圳重新成立深圳基金，不再受红会的控制。
李亚鹏：他是有独立法人资格了。每个基金会的情况不同，这个是不可以去强调独立法人资格的拥有，那可能这个机构它对这个的诉求会更大。但是它也会有失去一些的，比如说它原本从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也给它带来很大的障碍。
比如说他开具的这个慈善收据，它是变成区域性了。比如说按照实际的规定来讲，它如果去外地组织和开展活动，它是有它一定限制的。当然，今天我们是一个初期，所以好像大家也模糊了这样一种规定。
周一：是否可以在这里谈谈关于你们跟红会之间大家的合作模式、决策的模式以及财务的透明，做一个澄清和解析。
李亚鹏：我觉得嫣然这七年以来在民众间还是有非常强的公信力，你所说的那种必然是偶然事件。所以对嫣然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不脱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自信的一种表达。前提是因为，我们在这儿依然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支持和资源，所以我们不介意大家对嫣然的误读，因为我们也会做网络的搜寻和市场的判断，我们认为那是非常微弱的声音，那是不存在甚至。
其实在红会来讲，我们合作的模式，我们每一分钱花出去，从监管上而言不可能再严了，但是造成了要七个人、八个人签字，每一分钱要项目预审，等等，因为这是政府在管理你。你如果被政府管理过，你是知道政府管理的能力和环节的设置是不差的，但问题是效率，所以我们之间存在的有一些矛盾是来自于效率方面的。
当然，我觉得事在人为，我们也在逐渐去改善我们之间这种比如说款项的申请，我们慢慢地变成项目预算申请制，或者说年度的项目预算申请制，这样就削减了这个细部环节的申请，我们先做一个大的年度申请。然后，慢慢的也跟红会的领导确认，我们先报批，先做预算的申请，然后年度的再来做审核、再来做审计，先做事，后审计，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实施这样一个模式，从2013年。当然这种模式也是我们自己去跟他们碰撞出来的，因为这是基于和建立在双方的一个若干年（合作）的基础上。
李诗：如果说细节的话，就比如说现在项目它都是有立项的，从立项到预算，然后到实施，然后到结果评估，到决算这样一个的过程；从我们基金会内部三位同事要签字，然后红会四个同事签字，加起来两个部门、四个部门签字，七个人要签字，一个项目才能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