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国人从此警醒，意识到自己已落后于西方列强。此后百余年，中国一直扮演着追赶者角色，希望“大国”能够再次崛起。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08年，中国GDP有望超越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但欣喜之余，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现状：目前中国经济与企业的成功主要集中在以鞋袜、打火机、缝纫机、玩具等为代表的非主流行业，在主流市场和主流行业交叉的领域尚无重大突破。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同质化的业务模式与产品、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特写。
许多本土企业在全球制造业的角色基本上可以用“两头在外”来概括：“一头”对产业链上游如原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加之匮乏主流行业的核心技术，挤压了“中国制造”的价值空间；“一头”对产业链下游（如品牌与全球性的分销渠道）缺少掌控力，使得“中国制造”受制于人。这种“两头在外”发展模式所表现的是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尴尬局面，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经济要由大变强，民族企业必须在全球主流市场和主流行业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用颠覆式的思维与创新，打造出一批世界级的伟大商业机构。其中最为首要的创新可能是要超越在历史惯性中形成的“洋务思维”定式。这就是我近年来一直所倡导的“新洋务思维”的两个基石，一是以“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来实现对传统仰视的补充与超越，二是把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全球。
洋务思维的发展和演变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洋务运动与器物文明：晚清鸦片战争前后，如何救亡图存、使中国强大，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奕訢欣、臣桂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设立大大小小军用工业企业21个，还选派大批留学生赴欧美发达国家。但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主要局限于“器物文明”，并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随后的一场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二、戊戌变法与政治反思：维新派的政治革新是希望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解决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告失败。
三、新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应“全盘西化”还是坚持本位主义的争论。
受制于人的“市场换技术”策略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所采用的市场换技术、委派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请进来、走出去”等策略，与洋务运动相比，从思维方式上讲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采用“夷之技”和“市场换技术”等策略，是假定跨国公司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会把其最先进的技术传给中国本土企业。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行业中的民族企业并未通过各种合资或合作从跨国公司手中获得核心技术。跨国公司不仅没有、也不会将核心传给本土企业，同时还会用知识产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来打压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可以说，“市场换技术”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其次，企业之间的竞争远远超越了核心技术的层面，支撑伟大商业机构的是技术、品牌、取道、人才等资源的系统整合能力。即使民族企业获得了部分核心技术，但由于匮乏全球品牌和营销渠道，大多本土企业也只能是在国内市场获取一定的份额。同时，和可以在主流市场获取丰厚利润的世界级企业相比，本土企业的获利区域主要局限于本土市场，本土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和跨国公司相比无法相提并论，这使得本土企业在技术的更新换代上又常常会步步落后。
第三，将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之“术”比较生硬地嫁接在中国的“道”（文化）之中，很难形成“术”、和“道”的有机结合，最为可能的结果也只能是“邯郸学步”、形备而实不至，学得再像，也只能获得二流的市场地位。我们的民族企业可以称雄的行业多是世界级企业选择放弃或边缘化的行业。
第四，过于强调自主创新、民族品牌的这种“独立自主”式发展思路将面临巨大挑战。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过于强调自主创新、发展民族品牌，反而可能不利于我们的企业放眼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这种较为狭隘的视野也妨碍中国产品、公司与品牌在全球的拓展。设想如果丰田打着为日本创造民族品牌的旗号进入中国市场的话，丰田在中国的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这也是为什么IBM 、三星等顶级的世界级企业在进入其本国以外的市场时，花费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品牌、产品和人才的本土化。
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
我们知道，在以全球应对全球的竞争战略日渐成为主流的今天，一个民族很难在所有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例如，与日本、德国相比，中国企业的精益制造与精细管理能力明显不足；我们在设计及在高端品牌的经营、维护和发展方面，与法、意等欧洲企业有较大的差距；而美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和资本运作等方面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和非常丰富的经验。与世界级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目前在其它诸多方面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很多领域缺乏大型研发项目运作的管理经验，缺乏具有丰富经验与全球视野的高端管理人才；在技术和产品研发上缺乏投入等等。
概括起来，在全球化竞争的今天，洋务思维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三个方面：（1）过分强调“科技”的作用，相对忽视作为技术发展基础的企业制度建设、也对人文重视不够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批巨贾富商的诞生指日可待，但在塑造伟大的商业机构方面却大为滞后；（2）重视西方管理之术，而轻视价值和文化层面的对接。（3）视野过于局限于中国，匮乏全球观；过于强调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在寻找机会寻找、资源整合（包括市场、品牌、技术、人才、资金等）和产业与企业解决方案方面都显得过于囿于中国，主要是整合中国资源的“中国足球队”打法，这与世界级企业日渐成形的全球资源整合式的“皇马”战略与打法相比相形见绌。（4）与此相关的是在思维上习惯于仰视；西方的理念与实践总是被我们看成是高高在上，我们考虑的多是如何把西方的先进理论与理念应用到中国。
在这种仰视的视角下，我们思考的主要是如何模仿及追赶西方理念，我们争议的焦点基本上是三条路择其一的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体或是折中。在这个传统的洋务思维空间中，很难产生超越式的梦想与引领全球的颠覆式的创新。在这种洋务思维下，我们也很难想到可以把咖啡做成星巴克，也很难在新兴行业中成就像微软、谷歌、MySpace这样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