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挑战。面向未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做到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包容性，让更多人平等分享增长成果。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震荡调整状态。最初，人们认为这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是经济结构性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然而四年多时间过去，尽管各国对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不断调整，但世界经济迄今未有明显好转，相反，新的、更深刻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体制问题却纷至沓来。
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从“欧债危机”到中东局势震荡……这些事件或能指引我们探究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深层次的关联，其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制度性诱因。在经历了经济发展“黄金30年”（1978年－2008年）之后，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社会制度调整的十字路口。经济发展模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安排，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是否能够实现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世界经济“黄金30年”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中国、英国和美国所推动的市场经济体系迎合了全球化潮流，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发展模式。
当今世界有代表性的社会制度可划分为三种类型：高级福利社会、中级福利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社会制度，每种制度都有其发展的优越性与内在缺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国家都面临着社会制度调整的压力，必然会涉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对应调整。倡导平等分享的包容性增长，将成为新一代发展模式的一个核心构成。
“黄金30年”得失
一个基本共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全球经济总量由8.4万亿美元增至61.2万亿美元，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由16.9％升至29.6％，外国直接投资额（FDI）由331.8亿美元增至1.96万亿美元，增长近60倍。“黄金30年”的基石是：中国、美国和英国等主要国家为建立市场经济机制，而对社会制度进行积极变革。
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改革开放。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2011年中国GDP超过7.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0.5％，而在1978年该比例仅1.76％。中国经济发展改变了世界传统竞争格局。
特别是2001年底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化之中，“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经济及贸易体系的重要一极。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超越德国）、第一大制造国（2010年总产量超越美国）。
英国的变革由“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领导，拉开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整体变革。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信奉货币主义理论，上台后即对英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
第一，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
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撒切尔政府将国有企业股份出售给个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禁区，把地方政府公房出售给私人，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废除外汇管制条例，使英镑汇率自由浮动，以此充分发挥市场和竞争的调节作用。私有化后，英国居民在20家大型国企的持股比例由1979年的7％上升至1987年的20％，企业经营效率提高，也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收入，为减税创造了空间。
第三，改革税制，降低税率，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扩大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分。撒切尔政府将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从80％降到40％，将低收入人群的税率从33％降到30％。公共支出减少后，英国财政在1988年实现140亿英镑的盈余。
第四，抗衡工会力量，遏制工会组织利用其对劳动力的垄断势力向政府不断索取市价以外补贴的企图。
撒切尔政府期间（1979年－1990年），英国劳动生产率明显优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增长了1.4倍，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吸引FDI增长了4.2倍，还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财政盈余。英国《金融时报》曾指出，“撒切尔时代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例，她那届政府在英国率先推行的许多政策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效仿，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颂扬财富创造而不是财富再分配。”《将世界私有化》一书评价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美国的变革始于1981年里根出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说出了“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这句名言。里根效仿“撒切尔主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他奉行供给经济学主张，其经济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主要包括：
第一，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至1984年美国实现预算收支平衡；第二，大规模减税，三年内将美国的个税边际税率由70％降至50％，此后又将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5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第三，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第四，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在1981年-1989年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颓势，GDP和对外贸易均增长了80％，吸引FDI增长1.7倍。不过，里根政府并没有妥善缩减政府开支。在他上任之初，财政赤字为500亿美元，离任时达到1.5万亿美元。民间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占GDP比重由1980年的26％大幅升至1989年的41％，到1988年，美国国债总额达2.6万亿美元，美国也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总体看，过去30多年，邓小平理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所共同倡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被世界各国广为接纳，这也加速推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达成及东欧剧变发生后，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他曾大胆地指出，以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美国模式”，将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制度选择。然而，其后的历史表明，福山的预言过于乐观了。
“英美模式”日渐式微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黄金30年”就此结束，市场经济模式也遭遇重大挑战。世界开始意识到所谓的“美国模式”也存在重大缺陷，“历史终结论”的判断已经被终结。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英美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制定了造福于富人而让其他人付出代价的规则。”
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从“欧债危机”到中东局势震荡，与经济增长同时出现的社会贫富不均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正逐步显现：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面对明日世界，我们或许要重新思考新一代的经济模式问题，同时调整与之关联的社会制度安排。
以人均收入、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和公共财政支出等四个维度及多项指标，我对当今世界有代表性的社会制度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标准，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探讨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发展模式与调整方向。按照以上标准并参考世界银行和IMF提供的相关数据，当今世界有代表性的社会制度可划分为三种类型：高级福利社会、中级福利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英美模式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的经典代表。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都重视增加有效供给，即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来引入充分竞争机制刺激创业与创新，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创新对增加有效供给的作用十分明显，主要实现途径是产品和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及制度创新。
过去30年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都表现得相对较好。以人均GDP衡量，2011年美国（48441.6美元）和英国（38817.8美元）都属于高收入国家，世界排名分别为第14位和23位。
收入与财富不均成为英美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美国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345升至2011年的0.475，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美国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矛盾。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报告显示，在1979年－2007年期间，占美国总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275％（经通胀调整后），剩余人口中的20％富裕群体（不包括最富有的1％）收入增长幅度为65％，中产阶级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不足40％，而最贫穷的20％人口收入增长仅为18％。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则指出，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经从1970年的65％下降到44％。目前，前1％人口的财富占比为17.42％，前5％人口的占比为33.66％，前10％人口的占比为46.26％。少数人的财富更是集中到更少数人手中，前0.5％、0.1％、0.01％人口的财富占比分别为13.37％、7.5％和3.3％。
从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方面看，美国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说明其社会制度相对不侧重平均主义和高福利目标。在收入不均和贫富失衡的情况下，或许会导致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日渐增大。
首先，美国仍没有建立起全民医保制度，至今仍有4600多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该比例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15％（2008年人口普查数据）。
其次，美国高等教育高度市场化，大学生人均公共支出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较好的大学基本为私立性质。不过，“美国梦”倡导机会平等和自由竞争，《商业周刊》在《贫富也励志》的文章中指出，几乎所有美国顶尖大学在招收学生时都不会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完善的奖学金制度），这可以确保才华横溢的穷孩子能够挤进一个充满新机会的世界。
第三，美国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0.1％，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0％）居中等水平，但普遍低于欧洲国家。
英国方面，目前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均现象几乎已处于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时期。2010年，英国基尼系数为0.33（Eurostat），收入不均程度以西欧国家为最高。英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说明，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国44％的私人总财富，而社会底层的50％较穷家庭只拥有9％的总财富，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在免费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方面，与美国情况类似，英国位居高收入国家或欧盟国家的中等偏下水平。在免费医疗方面，英国情况比美国稍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比例为83.9％，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尽管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拥有突出的制度优势，但英美保护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模式并未能有效遏制贫富差距问题。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这些民主运动或许已充分暴露出英美这两个资本主义典范国家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也显现出人们对现有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的普遍质疑，曾经被世界众多国家欣赏的所谓“美国模式”已日渐式微。
加拿大古鲁夫斯坎公司从2002年开始进行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2002年有80％的美国人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给世界带来了繁荣，是最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到了2011年，此支持数据已下降至59％。
高福利模式相对平稳
除了英美，欧洲更多地区，过去30年里一直在建设“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的整体特征是，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尤以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水平为代表，近年来它们也遇到挑战，但总体仍然平稳。
北欧国家是世界公认的高收入国家，2011年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的人均GDP世界排名分别为第2、第8、第9、第13和第20位。其中，挪威（98102.5美元）是美国的2倍。北欧国家基尼系数均低于0.3，最低的挪威只有0.229，最高的丹麦为0.278，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为0.305。
北欧国家均实行免费教育，在校大学生还额外享受政府补贴。在“每名大学生的公共支出总额占人均GDP比例”这一指标中，丹麦高达56.8％，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分别为49.1％、45.1％、38.8％和30％，而欧盟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8.2％，美国和英国分别只有19.4％和20.6％。北欧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北欧国家实施免费医疗，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和冰岛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百分比分别为83.4％、85.1％、81.1％、75.1％和80.7％，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5.1％，美国则为53.1％。公共支出方面，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和冰岛公共支出占GDP比例分别为35.7％、42.3％、32.8％、40％和39.8％，高收入国家平均比例为30％。
可以看出，在人均GDP、免费高等教育、免费医疗和公共支出等各方面，北欧国家的指标均位于发达国家前列，整个社会体现出明显的均等性和高保障性。联合国2011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也表明，挪威位列第一，瑞典（第10位）、冰岛（第14位）、丹麦（第16位）和芬兰（第22位）等国家也占据前列。
北欧模式的支撑因素包括：第一，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北欧社会精神中倡导平等分享与公众参与，公共服务成为北欧公民社会构建的基本理念；第二，自然资源（渔业、林业、能源）富裕奠定经济优势，人口较少实现了收入高分配；其三，北欧国家实施高额税收制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四国税收占GDP比重分别为44.5％、43.2％、43.4％和36％，而丹麦更是高达48.1％，远高于美国（25.1％）、英国（35.5％）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33.8％，2009年）。高额税收和大幅度的累进收入税制保证了较高社会福利的开支，同时也有利于借助收入二次分配调节社会财富，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社会的相对平等感。
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北欧国家也受到冲击，冰岛外债总额曾一度达到GDP的9倍。但总体看，北欧国家平稳应对了外部冲击，这与其内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府与民众之间长期良好的互信关系有关。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冰岛政府任由银行破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在别人救助银行家、让公众埋单时，冰岛放任银行破产，事实上扩大了社会保障体系。
德国、法国同样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但略低于北欧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
德国（43689.3美元）和法国（42377.4美元）人均GDP分别位列世界第21和第22，属于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分别为0.29和0.308，贫富差距矛盾相对不突出。德国和法国高等教育免费，实施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国民拥有免费医疗保障。公共支出方面，法国公共支出占GDP比例为49.9％，居发达国家前列。德国为32.1％，欧盟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分别为40.9％和30％。
法德模式也被称之为“莱茵模式”。法国经济学家、莱茵模式提出者米歇尔•阿尔贝尔指出，莱茵模式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米歇尔•阿尔贝尔认为，与强势的英美模式相比，莱茵模式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对于社会和谐平等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中级福利社会挑战严峻
南欧国家的人均GDP普遍落后于高收入国家（42262.1美元）和OECD成员国（37029美元），意大利（36115.7美元）、西班牙（32244.2美元）、希腊（26427.2美元）、葡萄牙（22329.8美元）分别位列世界第24、第26、第30和第35位，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四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12、0.339、0.329和0.337，略高于德国、法国及欧盟国家（0.305）的平均水平。
南欧国家在福利（教育和医疗）和公共支出等方面也位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上。意大利、西班牙的高等教育基本免费，葡萄牙和希腊则收费。南欧国家同样实施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国民拥有免费医疗保障。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家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42.2％、30.9％、45.2％和48.5％，显著高于美国的30.1％，欧盟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分别为40.9％和30％。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南欧国家更是面临着长期发展的挑战。全球化与新兴市场的崛起构成主要的外部挑战，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高昂的社会福利成本带来主要的内部压力。如今，欧债危机久拖未决，充分暴露出中级福利社会制度存在着适用性问题。
特别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50.3％、126.1％、117.5％和76％（截至2012年二季度），福利制度形成的高昂社会成本导致政府陷入破产边际，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现实是，高福利制度已使人养成了行为惰性，老百姓都希望维持现有福利能得到更多福利，因而政府任何紧缩财政的政策都会招致选民不满而导致政府更迭，更增加了社会制度变革的障碍与阻力。
人均收入方面，日本（45902.7美元）位列世界第18位，基尼系数为0.311，大学包括公立和私立两类。日本并不像欧洲国家一样提供全面免费医疗服务，加入了医疗保险的日本国民看病时只需自付30％的医药费，但并不需要缴纳过高的保险费或消费税。日本公共支出占GDP比例为18％，在高收入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当今世界，日本是公认的和谐社会中的典型代表，其社会制度建立在长期稳定的社会科层结构及日本人务实、严谨、认真的做事态度基础上，这种特征和独有的文化使日本在全球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取得非凡成就，诞生了一批具有行业全球领导力的优秀跨国公司。
对日本社会制度的考察，应该关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包容性。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是日本经济黄金发展时期。1960年，日本GDP全球占比为3.28％，1993年则升至17.7％，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期间，日本基尼系数由1962年的0.372降至1993年的0.243，最富有1％人口的财富占比则从8.17％降至7.15％。
可以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包容，是包容性增长的典范之一。日本模式目前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在和谐社会与大风流创新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过度的社会和谐，或许扼杀了日本的“大风流”创新能力，导致日本难以产生Google与Facebook这些引领全球的“大风流”创新型企业。如何在包容性增长的模式中建立和谐社会，并弘扬“大风流”创新，仍然是日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实现包容性增长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社会制度，每种制度都有其发展的优越性与内在缺陷。以上的制度划分可能不够全面与科学，但是这种划分对发展模式的研究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面向未来，世界发展模式及其制度调整可能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时代。但这一轮模式与制度变革的一个大趋势可能是：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得不向更多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方向倾斜，南欧等福利国家可能要消减福利而向资本主义方向调整，日本或许要在超级和谐的社会中更好地弘扬“大风流”创新、创业，以实现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以人均收入、福利和社会公共支出等方面指标考量，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升至0.478，大大超出国际警戒水平，已经成为全球收入与财富不均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同样是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巴西，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其基尼系数却从1960年的0.6降至2009年的0.54，体现出经济发展普惠于大众的变化趋势。
可以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挑战。面向未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做到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包容性，让更多人平等分享增长成果。为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总结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探讨改善民生之道，打破基层固化，促进社会和谐，弘扬“大风流”创新，更好地保障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