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兴起正深刻重塑金融形态。
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推动金融领域技术革新，金融为科技创新提供“活水”服务，二者双向互动不断拓展科技金融边界，催生出新趋势、新模式与新生态，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然而，当前科技金融发展也面临现实困境：银行风险偏好与科创企业需求错配，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融资难”与“融资贵”形成市场化悖论，同质化竞争加剧、甚至出现套利现象。
如何破解科技金融的“不可能三角”？怎样构建既符合市场化逻辑又能服务科创企业的差异化生态？
长江商学院苏丹教授在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指出，科技金融需走出真正商业化道路，构建完整金融生态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结构从有形资本向无形资本主导的转型，催生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Q: 近年来，银行在突破传统的抵押式贷款，发展更多信用贷、科技贷，为科创企业提供便利，这对于科创企业的融资约束究竟缓解了多少？
苏丹教授：银行做科技金融，确实显著缓解了一些科创企业融资的问题。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2025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7.4万家，获贷率50%，比去年同期高3.2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3.4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6.1个百分点。
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银行具有以下独特的比较优势：首先银行规模大、资金成本低且稳定性强。不像直接投资、风险投资，特别受市场环境和流动性影响。加息、降息都会直接影响投资规模。对于科创企业来说，如果要有长期、持续的融资来源，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其次，银行还能提供很多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比如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等，这些对科创企业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Q: 相比风险投资或直接融资，银行为科技企业做金融服务的局限在哪里？
苏丹教授：据我观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 第一，风险偏好和科创企业的需求不匹配。银行缺乏足够的风险补偿机制。
● 第二，专业人才储备相对欠缺。VC/PE之所以专业，就是因为GP团队里有很多具备产业背景的人。而银行主要吸纳的还是金融专业出身的人，很难说会去招一批物理、生物、化学的博士，来专门做风险投资。
● 第三，银行虽然能提供很多增值服务，但在真正“培养”初创企业的能力上，还是有限的。VC和PE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不光投钱，还能借助自己的社会网络与资源，帮初创企业成长，这一点恐怕是银行做不到的。
美国有一种不错的做法，银行和VC、或者银行和fintech机构合作。银行出资金，但把资金交给专业的VC机构或fintech公司去投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中间还有信息、研报、顾问等机构参与。整体上，这样的体系比单靠银行更合理。
不过在国内，当下政策的发力点还是让银行来做主导，这当然和我们的历史路径有关。金融行业长期受监管导向影响很大，导致大家往往做法趋同、缺乏差异化。如果未来政策能够引导出差异化竞争，比如鼓励机构去探索不同的垂直赛道，我觉得整个生态会更健康。
Q: 现在银行推的科技金融产品能不能真正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苏丹教授：要想通过市场化同时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是有较大难度的，因为二者存在一定相悖性。
科创企业，尤其在初创期、成长期，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企业要想拿到贷款，就必须满足市场化的要求，即银行拿到相对程度的风险补偿。补偿的方式有两种：要么利率高一点，要么融资方式改变，比如股权融资。无论哪种，融资成本都会很高，也就是“融资贵”。
以美国为例，融资不算难，但主要依靠股权稀释，代价就是很贵。所以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要接受“融资贵”。
如果依靠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因为银行资金成本低，似乎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但一旦成本被压低，从市场化逻辑上讲，银行就不愿意放贷：收益不够，没有风险补偿，那“融资难”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另外，政策要求可能带来副作用：一些“漂高科技”的企业钻空子。比如个别企业只是买了芯片，就说自己是高科技企业，从而获得低息贷款，真正有需求的企业反而被挤出了。
Q: 当前很多金融机构布局科技金融，有的是政策导向、有的是市场逻辑选择，您认为金融机构应当如何理解、布局科技金融？
苏丹教授：所有金融机构要意识到，科技金融体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涵盖了一整套服务企业端创新、个人端普惠的生态。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政策在推动，但它和市场化其实并不矛盾。
关键问题在于：银行怎么找到自己的服务切入点，这不是简单地靠利率，去挑一些所谓的“高科技公司”来放贷就结束了。我们目前看到，有些商业银行做得确实不错，比如专门成立科技金融的专业机构或开设科技支行服务科创企业。
其次，“垂直性”不够。国内科创企业类型很多，可以细分成生物、物理、化学等不同领域。只要银行能找到一个赛道，发挥自身优势，就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但现在大家的理解过于局限，一窝蜂去做同样的事情，差异化不够。
现在监管卡得比较严，问责机制也比较单一。监管主要看银行部门的几个硬指标：不良率是多少、贷款余额增长多少。落到行业中，导致各家银行都在玩数字游戏。要是容错空间再大一些，生态更容易起来。
Q: 资本逐利的本性和科技研发的长期性可能会有冲突，如何避免出现“资本催熟、创新夭折”的现象？
苏丹教授：仍然以美国的科技金融模式为例：资本追逐热点，追逐利益，主导整个投资过程，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叫“共同占有权”（common ownership）。
也就是说，不同的科创企业可能投资人都是同一批人，导致“创新反而得不到鼓励”。在我看来，缓解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是培养耐心资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有长期性的产业基金和战略投资者。我们做过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有LP和GP的结构，专业的GP在挑选投资标的时更有针对性，比传统产业政策方式效率更高。所以，引入长期耐心资本是必要的。
第二是成立专业机构。现在虽然很多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支行，但还没有全国性的大型金融科技银行来专门做这件事。如果有专门机构去做，就不会被银行整体目标牵制，能够专注于支持科创企业。
第三是打造金融体系内的内循环。出现投资方提前撤资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接盘机制不完善。早期应该由小额资金、天使投资先入场，等到项目成熟再由VC和PE进行中长期投资。
同时，还要保证明确的退出通道，比如IPO或并购。这样整个产业链才能完整、清晰。实际上，基金过早撤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IPO通道堵塞。金融新生态需要有明确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路径。
最后，创业者的能力也需要培养。据我观察，当下许多科创企业创始人，尤其是理工背景的，商业经验相对不足。他们在融资时，可能不懂股权架构设计，也不懂如何与投资方谈判或选择战略投资人，这也正是包括长江商学院在内的商学教育机构能够为创业者提供价值的地方。
Q: 具体到企业、人才上，好的科技金融生态能带来什么？
苏丹教授：我们希望把金融体系打造成更有差异化、更完善的体系，这样科创人才才能顺利找到融资，推动企业乃至行业的发展。
我们其实并不缺人才，真正缺的是相对包容的环境。当环境更有包容性，专业性人才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而一旦他们进入，这个生态自然就能建立起来。
比如，deepseek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就是因为它有专业的领导团队、充足的资金，以及允许不断试错的内部环境。
只要公司高层认定方向没问题，就可以不断加大投入。归根到底，这里还是融资和专业性的问题。专业人才判断方向正确之后，投入多少资金只是结果问题。
Q: 长期来看，科技金融是否会改变宏观经济的增长模式和金融结构？
苏丹教授：这两年国家一直在倡导的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求要素和资源配置更有效。
科技金融的作用就在于，把原本以间接融资、以抵押物为主的传统方式，转换成可以基于现金流或以科技创新为依据的融资方式。这样一来，资金就能流向更需要的地方，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这种提升又会带来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变化。
从企业市场增长情况来看，真正增长潜力大的，是那些以无形资产为主的企业。无形资产的规模效应很大，而且可复制性强。对应到融资上，这就需要以现金流为依据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信用贷。
要注意的是，融资方式一旦改变，经济结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从以有形资本为主导，转向以无形资本为主导。
构建完整的金融生态体系，目的是希望能催生更多创新和试错。这些创新往往能产生溢出效应，把原先以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以创新为主体、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