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提爱祖国、爱人民是空洞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是灰色的，我爱祖国、爱人民，但我也爱公司、爱自己的家人，我对自己子女的爱，总还是胜过对一般员工的爱。
（任正非：《走出混沌》，1998) [1]
解读任正非
解读华为，首先要解读任正非。任正非说：“一个企业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研究推动华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怎么使这些动力能长期稳定运行，而又不断自我优化。”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出生地贵州省镇宁县。所以，有人说他是贵州人，也有人说他是浙江人。任正非自己很少谈及他是哪里人。
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小学校长，所以，他也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炒菜有盐就是富人了”[2]。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3]”
据说任正非的父亲之前曾担任过国民党412军工厂的会计，说起来他与会计还很有渊源。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如是说：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
抗战期间，这家工厂先后从广州迁址广西、云南、贵州。后因他宣传、组织抗日活动而被国民党特务追捕，不得已才当了老师。随后结识了任正非的母亲，一位17岁的当地姑娘程远昭。程远昭虽然在落后山区长大，却也读完初中，加之受任正非父亲的影响，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任正非高中阶段的学习，也是极其艰苦。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说：
“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高中毕业后，于1963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4]。“读了建筑工程学院以后，反正我也没有搞过建筑。我觉得当时我们那个山区的孩子在人生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可能就选择了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我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合的，所以，我读完了就等于白读了。”[5]
任正非大学还没有毕业中国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他父亲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被关在牛棚里，并经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为了不影响任正非的学业，他母亲一直对他隐瞒实情。此时的任正非在大学期间心无旁骛，学业优异。他说：“‘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6]
大学毕业以后，国家暂时没有安排工作。他说：“大学毕业以后呢，大家都不去工作，我本人不答应这么混，这么混生命不就没有了嘛。”在等待一年之后，1968年终于迎来了分配工作的机会。他选择入伍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7]。在部队期间，他仍然酷爱学习，对毛泽东的著作更是手不释卷、情有独钟。同时，他还特别喜欢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些著作或许使他在日后的商场博弈中游刃有余、更具底气。
1974年，辽阳化纤总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一套化纤成套设备，以解决当时人民的穿衣问题。“当时国家让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到施工部队去学习。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这个部队。”这是任正非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他后来表示：“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任正非是一个酷爱学习和思考的人，迫切希望用自己所学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根据1978年10月18日的《基建工程兵》报道：任正非在参加辽阳化纤总厂建厂施工过程中，还成功地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高精度的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这篇报道写道：“仪器真精密呀，惊人的精密。浮球圆度误差不大于一根头发丝的百分之一，浮球与筒壁的间隙不大于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又不小于十分之一。发出的信号精度不低于万分之二。”“这些年，他买过很多政治理论和技术书，翻读过的书，数不清；他演算过的纸、画过的图，好几捆。他学过俄文，又攻英文。从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一直啃到当代流体力学。”“他将计算过的稿子交给陈景润的老师沈元求教，老教授极为赞许，连声说：‘好，好。很精密，有价值。’”
根据1977年10月14日的《文汇报》记载：任正非还参加了1977年10月8日至11月5日全国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受到大会表彰。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1982年，参加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任正非说：“知识并不是雪花，可以径自飘落到你的头上。”[8]然而，1983年因国家大裁军，他被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安排进入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据任正非2015年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回忆，这是一家只有二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在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紧缺商品，听说有人能买到电视机，他就把钱给人家。后来电视机没有买到，钱也没有要回来。任正非说：“追这些款的过程很痛苦的，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乱搞，就是不给钱打官司，那我们就自己去追。追的过程中，我就没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啊，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我悟出了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那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要熟悉这个交易的这些法律手续。”[8]这或许就是最早的华为商业模式的雏形。
任正非说：“我们军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第一，我们觉得赚别人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第二个，就是给钱给人家，人家就应该给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9]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也回顾了这段经历，他说：“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由于任正非任职的国有公司被骗200万巨款，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任正非说：“当时在国有企业里干得不好，人家也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账务追回来，但人家也不要我，最后只好出来。出来就认为通信产品嘛，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个小的总有机会嘛，因为碗扁一点有啥关系，照样可以吃饭喝水。”[10]后来才发现，通信产品太难搞了、不容易做。他说：“通信产品稍微指标不合格，造成全世界的通信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极其残酷，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就是我们不可能再后退，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不是想象的这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逼上了梁山。”[11]
任正非不仅被公司除名，还身负200万元的债务。“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前妻又跟他离婚。2019年5月21日，他在华为总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坦然地回答了记者关于他婚姻的提问。他说：“我的人生有两次婚姻，三个小孩。我的前妻性格很刚烈，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重庆30万红卫兵的政委，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我是连红卫兵都参加不了的逍遥派，大学毕业没有女朋友，别人就给我们两个介绍，她能看上我，我真的不理解，她是天上飞的‘白天鹅’，我是乡里边的‘癞疙疤’（癞蛤蟆），我完全是一个根本都没有的，你想想那时候我除了学习好，啥也不好，家庭环境也不好，她怎么能就看上我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对吧？但是由于她的性格呢，还是比较刚烈，后来我们走了二十年以后，她就跟我们分开了。分开后来，我跟现在这个太太结婚了，结婚以后，和我现在这个太太办结婚证、还要给小孩办出生证，都是我前太太帮忙的，我前太太跟我后太太关系也很融洽。”[12]
任正非离婚后，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在阳台上做饭。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
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
任正非因为被国有企业开除、找不到工作，在政府鼓励大规模返城知识青年创业的大背景下，开始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据任正非回忆，1987年，政府出台了一个18号文件鼓励创办民营高科技企业。文件要求民营高科技企业有5个股东，2.1万元注册资本。任正非说：“去哪儿找那5个股东，去哪儿找到2.1万块钱？大多数也是极其艰难的。那就是拉到一块凑啊、凑啊、凑出来。”[13]想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他失业找不到工作，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华为。当然，也就更没有我们后面所要讲述的故事。只不过，历史只有必然，没有如果。
下期讲述华为创业的时代背景及其友商故事，敬请关注。（未完待续）
（作者感谢研究助理刘雪莹的贡献）
薛云奎成稿于2019年10月7日
参考文献：
[1]达沃斯论坛BBC专访任正非[EB/OL].(2017-03-02).https://xinsheng.huawei.com/cn/index.php?app=forum&mod=Detail&act=index&id=5062589&search_result=2.
[2]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EB/OL].(2001-02-25).https://xinsheng.huawei.com/next/#/detail?tid=6783481.
[3] 同上。
[4] 所以大学选专业一定要慎重[Z/OL].https://v.douyin.com/8LQDSjN/.
[5] 同2。
[6] “他所属的部队是成立于1966年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是解放军体系中新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兵种，在国家基本工程建设和国防施工布局方面地位很高。特别是在周恩来眼中，这个崭新的兵种在新中国出现后最大的优势便着重体现在12个字上：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孙立科.任正非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7]空气压力天平是一种用来检验高精度仪表的仪器。过去我国的仪表工厂、仪表使用单位和检验部门检验仪表压力、流量、液面等，使用的是标准双管活塞压力计和充水、充汞单管压力计。空气压力天平与双管活塞压力计和充水、充汞压力计相比，不但精度高，而且体积小，重量轻，用途广泛，操作方便，而且对于消除汞害、改善工作条件也有很大的好处。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戈泰.任正非[N].基建工程兵，1978-10-18(4).
[8] 同2。
[9] 同2。
[10] 同2。
[11] 同2。
[12]任正非谈两任妻子的关系：她们相处很融洽https://www.douyin.com/video/6902689303017639168.
[13]任正非达沃斯接受采访，谈艰难创业历程[Z/OL].https://www.iqiyi.com/w_19s650hqp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