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礼”失去了，可以到民间去找寻。今天笔者要讲的这个故事，同样有着类似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掀起了兴办小工业的热潮，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下属的环北乡也不例外。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后，环北乡的这些乡办和村办公有制企业总体上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时任环北乡党委书记的王亚雄和时任环北乡主管工业的副乡长王林曾经在1994年10月写过一篇名为《产权制度改革使我乡工业走出了困境》的文章，该文描述称：“我乡工业起步于80年代初期，走过十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虽然初步形成了建材、纺织、化工、食品、机械等多门类的工业企业，但是企业规模甚小，经济效益低下，企业债台高筑，截至1992年底，全乡22家乡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总额1100多万元，累计亏损1200多万元，负债总额2000多万元，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714万元，亏损150多万元，盈利的只有一家，两家持平，其余全部亏损。仅乡信用社呆滞资金占贷款总额高达85%以上，使得信用社应收未收利息绝对额居高不下，信用社亏损额在全省数一数二。工业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一方面使乡财政陷入窘境，累计发生亏空68万元，政府机构难以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由于厂村矛盾，以及大量拖欠职工工资和群众集资款，农业税、五款难以征收。全乡经济陷入困境，社会公益事业无力兴办，各项工作难以开展。”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环北企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企业存在巨额亏损，资不抵债，由此给相关金融机构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财政也是深受其害，最后甚至发展到大量拖欠职工工资和群众集资款的地步。可以说，这些企业处于矛盾大爆发的境况。
环北的主政者又怎么办呢？有趣的是，当时由于环北乡的领导班子过于老化，中共如东县委给环北乡来了一个大换血，派了三个年轻的机关干部去环北，分别是31岁的王亚雄、36岁的田忠祥（时任环北乡乡长）和33岁的王林，三人加起来的年龄正好100岁，真可谓是一个年轻的班子。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敢想敢干，这三个人也不例外。那这三个人又是怎么去解决环北乡企业问题的呢？让我们慢慢展开。
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任何人要做成一件事，都要顺应大的时代背景。假如大的时代背景不支持这件事，那么无论从微观上说这件事多么正确，它也很难做成。反之，假如大的时代背景支持这件事，那么做事的人就会有一种事半功倍、如沐春风的感觉。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叫分田单干，由于其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屡屡在各地出现，甚至被人们称为救命田。可惜的是，当时决策层的主流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因此这些尝试分田单干的行为最后都被扑灭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决策层换人，思想也跟着转变，对分田单干从反对变成了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轰轰烈烈在全国推广。
王亚雄等三人对环北乡企业的改革涉及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即产权。他们要把这些企业的产权从公有变为民有，但这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姓资姓社是什么意思，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姓资姓社就是一个争议特别大的问题。姓资姓社是指，用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与评价某一事物，其引申含义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左派或者保守派用来反击、批判改革时用的一个核心概念。从传统的姓资姓社角度来看，环北乡的企业改制的确有违祖制，但“南巡”改变了这一切。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例如“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又如“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早在“南巡”前一年的1991年，邓小平就在上海说了一些类似的具有突破性的话语，这些话后来被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看到，并深受震动。于是他在３月２日、3月１２日和４月１２日，在上海《解放日报》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播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知识界的见面话题。但形势根本的逆转还是要等到1992年的“南巡”。
邓小平的“南巡”打破了人们头上关于姓资姓社的紧箍咒，再一次将经济建设，而非反和平演变，摆在了绝对核心的位置。这样一来，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的人，也获得了一柄尚方宝剑，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也对小小的环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像王亚雄和王林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他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一直是人们思想的禁区。长期以来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造成了人们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一旦要冲破旧格局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思想障碍。一些人认为，集体的财产转让给个人，这不是变成了私有制吗?政府不是无权了吗?过去职工当家作主，转让后是老板当家作主，这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吗?也有人认为，不改革一切平安无事，改革必然要触及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捅了“马蜂窝”出了乱子怎么办?针对这些思想状况，环北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反复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认为首先必须是乡党委政府一班人要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得敢于冒险，杀出一条符合环北乡工业实情的生路来。他们认真回顾分析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和成功经验，认为目前工业企业的状况就像农村集体化时期一样，靠“吃大锅饭”已难以维持:企业一旦倒闭其债务政府无法承受，企业普遍需要输入“血液”，流动资金无法解决，发展基金就更谈不上了；乡镇企业原有的经营优势正逐步削弱，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大家一致认为，只有通过改革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实行民有民营，公有民营，才能使企业走出困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实际上，早在数年之前，王亚雄在如东县担任团县委书记时，就曾想探讨股份制的问题，但被“好心的”上级领导所制止。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王亚雄成立了县青年厂长经理研究会，大家平时就改革方面的一些新观点、新动态做一些分享与交流。在1988年的时候，研究会有人去北京参加活动，听了一场关于股份制改革的讲座，回来之后将相关的内容告诉了王亚雄，这激起了他的兴趣，于是想组织一场关于股份制的研讨。王亚雄将相关议题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立刻告诉王亚雄：“这个不行，这个是一个底线了，不能碰……这个是性质问题了……你也不要弄，你们年纪轻，没经历过，不懂。”王亚雄想开股份制研讨会的想法就这样夭折了。由此可以看出，1988年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是很封闭的，而社会氛围留给人们的改革空间也远不如“南巡”后那么大。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就是利益再分配，“南巡”讲话为王亚雄等人送来了思想上的武器，下一步就是怎么改了。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以王亚雄为首的党政一班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乡工业企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说到底是人和机制的问题。而根本性的问题是机制问题。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而造成职责不明，经营不力，管理混乱，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掠夺式，负盈不负亏。很显然，要摆脱困境就必须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使企业真正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为此，确定了全乡工业起死回生的战略思想：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全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增量投入为突破口，全面启动全乡工业经济。”换句话说，产权改革将是环北乡企业改制的核心手段，而在过去，这即使不是禁区，也是难以触及的地方。
前文已经说过，环北乡的企业当时的状况即使不是一塌糊涂，也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企业自己不行，拖累了金融机构，还拖累了财政。尤其是财政，当时已经到了快发不出来工资的程度，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企业改制是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做不做的问题。都知道要改革，但怎么改呢？
在1992年的时候，国企改革还主要是以放权让利等措施为主，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革办法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对于王亚雄、田忠祥和王林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局面。这些乡办、村办的小企业不行了，但路在何方呢？他们曾经尝试过很多办法和措施，例如选派好的厂长、实行班子集体承包、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等等措施，但是都未奏效，企业依然如故。大家兜了很大的圈子，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才将企业改制的发力点放在产权改制上。
企业产权改制直接关乎企业的控制权归属，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一旦有所疏忽，搞砸了改制是小，决策者身败名裂都是有可能的。为了降低风险，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经验，王亚雄等人采取了试点的办法来操作此事。这方面王亚雄等人学习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中，又要发展、又要转轨，经常是几个目标一起上，而且也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于是人们采取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科学方法论，就是试点。通过试点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决定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指导更大范围的改革。环北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一样，虽无可以借鉴的先例，但在一片不确定性中，都采取了试点的办法。
在经过了比较鉴别之后，乡政府选择了乡办企业??如东县化工材料厂和村办企业??环北汽车修配厂作为试点企业。在经过了资产评估、公平拍卖等周密的工作后，两家企业都找到了新的婆家。
值得注意的是，乡政府在改革中还实行了干部“赎买”的政策。具体来说，乡政府通过出让企业产权收入了200多万人民币，它将这笔钱存在农经站中，每年的利息有20多万元，这20多万元就专款专用，用来给那些企业改制后失去职位的干部发放补贴。这样一来，这些干部的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对企业改制的反对也就自然降下来了。
需要提及的是，化工材料厂和汽车修配厂在改制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件趣事。化工材料厂本来是个乡办企业，和别的公有制企业一样，大家在企业中公款吃喝的现象非常严重，吃完后大家都去账簿上签单，这导致企业每年都要在招待上花费一大笔钱。当化工材料厂产权转移后，企业新的所有者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从今往后只有他一个人有签单的权力。汽车修配厂的故事更曲折一些，这和汽车修配厂的性质有关，它是村办企业。当时村干部的收入非常低，但任务很重，假如村里面有一个企业，那么村干部在经济上会受益不少，一旦改制，村干部就等于少了一个小金库，因此他们的抵触情绪是很重的。当时王林去做汽车修配厂所属村委会的工作，当地的老支书想不通，王林和他谈了一下午也不行，于是干脆晚上接着谈，两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就约定来个“喝酒论英雄”，假如王林喝赢了，那老支书就要答应支持改制，假如王林输了，那就听老支书的。后来王林喝赢了，老支书只好说：“王乡长，我输了，听你的，明天就改。”
王亚雄等人在这两个厂试点以后，总结了一套完整的转让操作方法，并取得了成功。他们随即在全乡20个企业中大面积推开，到1994年10月，全乡已有7个企业实施了产权转让，实行民有民营，4个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实行了公有民营，4家关闭的企业实行了联营嫁接，2家企业实行了标准的股份合作制，全乡产权制度改革的面已达80%以上。
改制自始至终伴随着争议。有的老领导说年轻人（指王亚雄等人）到这边来搞两三年就走了，后面的人就受害了。还有的老领导说你看准了就改。“这个话意味深长”，看准了就改，前提是要看准了，就是说你在做之前要想明白，要看到结果。虽然外界有着众多的质疑，但王亚雄、田忠祥和王林三人始终在奋力推进改革，至于领导怎么看他们、会不会影响到今后的升迁等等，他们都没有考虑过，用王亚雄的话来说就是“义无反顾”。
不过为了防止改革失败，三人也在其中订立了两条底线，第一是他们确保没有安排自己的人进场，要在公开公平的原则下选聘厂长；第二是确保集体的资产不流失，要保值、增值。那么在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后，其效果如何呢？从三人的视角来看，成果无疑是巨大的。
1、明晰了产权关系。产权转让以后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为一体，实现了利益原则与风险原则的统一，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转让企业的负责人以厂为家，生产经营自己抓，流动资金自己借，技改投入自己拿，增收节支自己管，经营性亏损无一家，生产上出现了旺盛的势头。
对于企业负责人行为的改变，田忠祥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年临近春节下大雪，天气非常寒冷，他去企业里面看，发现企业老板都出去催收应收账款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使得田忠祥不由得感叹道“真的是彻底改变了”。
2、盘活了存量资产。实施转让的七个企业存量资产总额462.3万元，总债务803.8万元。评定资产转让标底共819.4万元，通过投标竞争后以846万元签订合同转让。这样，七个规模不大、经营不好、负债累累的企业通过转让，不但终止了集体资产的继续亏损，甩掉了803.8万元的包袱，启动了呆滞资金462.3万元，而且还获得了转让费，充实了集体经济。全乡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盘活了存量资产1416.8万元，吸收新增投入949万元，并全面启动运行。
3、提高了经济效益。七个企业在资产转让前有五家是亏损企业，1994年仅前八个月的经营就全部扭亏为盈。前八个月效益比上年增加了21万元，产值比上年提高了41.8%，销售收入增长了36.2%，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61%，并且还新投入了更新、改造、配套、发展资金91万元。其中有的企业已开始增股，扩大规模，向股份制过渡。
4、稳定了财政收入。七个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价值及无形资产计算集体的参股总额为57.4万元，年固定收取红利10多万元，随着产权转让企业的增多，乡财政收入困难状况已开始得到改善。1993年创税额25万元，1994年一至八月创税额达110多万元。
5、促进了经营管理。为了得到好的经济效益，民有民营企业就必须要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讲究产品质量，建立严密的管理制度。资产转让后，绝大部分企业不再设科室部门，实行了一竿子到底的指挥，厂长既是老板，又跑供销，甚至亲自带班生产；非生产人员大幅度削减，七个企业原有非生产人员76个，改制后降到35人，减少了47.8%；产量增加了42%，而生产工人还减少了13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7％；吃喝风、挥霍浪费的现象也得了控制。企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转变了政府的职能。产权转让后，企业取得了真正的自主权，政府部门不能也不必参与和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党政机关和主管部门可以从繁忙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卸掉了包袱，轻装上阵，集中精力做好制定宏观规划，考虑方针大计，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信息服务等全局性的工作，更好地对企业进行必要的指导、协调和服务。
时至今日，环北乡已不复存在，很多改制后的企业却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活了下来。例如最早充当试点的两个企业??如东县化工材料厂和环北汽车修配厂如今都活着。如东县化工材料厂一直从事化工材料保温保冷业务。2002年对厂房进行了改造，提高了生产能力。该厂现更名为南通贵龙保温材料有限公司。2005年始将业务拓展到南京、苏州、无锡，眼下正在稳步发展。目前该厂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从业人员老龄化，由于该厂的业务是露天施工现场且又脏又累，因此招收不到年轻的工人，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该企业正在积极招募作业人员，开拓更大的市场。环北汽车修配厂现更名为如东速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汽车不断普及，汽车厂的修理业务量也随之提升。2003年该厂添置了第一台汽车吊，拓展了吊装业务。随后该厂从农民手上流转了10多亩地作为废旧汽车堆场及吊车停车场。拥有大小汽车吊车近20辆，从事桥梁、高速公路、建房及抢险救灾等业务。该厂虽没做大做强，但作为居民修理业，一步一个脚印，无不良资信、无银行贷款。
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南巡”给了环北乡天时；环北当地企业困难重重，有着急切的改革需要，这是地利；王亚雄、田忠祥和王林三个年轻人志趣相投、又都有做事的想法，班子齐心协力，这就是人和。企业的产权决定着企业的终极控制权应该归属给谁，当全国上下还在争论姓资姓社的时候，王亚雄等人已经开始准备进行产权改革了。
王亚雄等人没有专门读过经济学，也不一定知道在理论上是如何描述产权的，但他们在实践中悟出一个道理，即产权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从这一点上说，真理并没有出现在庙堂之上，而是被这些基层人士所掌握。现在距离王亚雄他们的改革已经过去了28年，中国已经迈过了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大关。我们都知道中国要靠内需，要转向高质量增长，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应该“礼失而求诸野”，寻找下一个环北。
文章来源：《财新网》
